法律效率量化框架的理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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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法律效率量化框架的理论研究通过对各个法律效率评价标准进行评述，提出法律成本收益分析法是测算法律效率的可操作的有效标准。在法律理论上将法律成本进一步分解为法律制定成本与法律实施成本，其中，法律制定成本属于沉没成本，不应纳入法律效率的评价模型之中;法律实施成本包括脱序成本、第二类摩擦成本及失益成本。对于法律收益，提出以法律目标为指引的确定方法。本文同时给出每一类法律成本及收益的具体测度方案，并构建出法律效率量化的理论框架，最终通过森林采伐限额管理制度验证了该理论框架的可操作性，从而使得法律效率评价成为可

2、能。一、问题提出：法律效率的测算框架正义和效率孰是法律评价的更优标准在学界存在广泛争议，但不可否认的是，正义往往有着一张普洛透斯似的脸[1]，且时常牵涉到伦理、哲学，以此获得的结论往往主观色彩较强[2]，而效率则为法律评价提供了较为客观和现实的工具与手段[3]。因此，法律效率不仅成为理论关注的重点，实务界也早已将法律效率纳入具体法律或公共政策的评价体系之中，成为实践履行的对象[4]48-56。但由于现有文献学界热衷于探讨法律效率与法律效益的区别，如胡卫星认为，法律效率是指法律调整实现立法者目标的程度

3、，而法律效益则指法律收益的预期结果与意外结果的比较。(参见：胡卫星.论法律效率[J].中国法学，1992(3)：99-104.)然而，郭道晖指出，达到立法目的即可全部或部分实现法律效益，但法律效率还需要考虑法律成本。(参见：郭道晖.立法的效益和效率[J].法学研究，1996(2)：57-66.)危怀安则认为，法律效益是法律收益与法律成本之差，而法律效率则为法律收益与法律成本之比。(参见：危怀安.论“法律效率”与“法律效益”的规范运用[J].华中科技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6)：47-51

4、.)对法律效率的探讨往往集中于法律效率的概念[5-7]、性质[8]、特点[9]及其实现路径[10]等方面，忽视了对法律效率分析框架构建的研究。因此，已有研究虽对认识法律效率本身贡献了重要的积极意义，却很难为具体法律制度的评价提供一个可资借鉴的理论和实践分析框架。鉴于此，本文将围绕如何构建法律效率评价框架的问题展开讨论，以期为深化法律效率测度的理论研究和推进具体政策评价实践提供帮助。具体内容安排如下：在第二部分，因为法律效率评价标准的确定是构建法律效率量化框架的前提与关键，所以在评述现有文献的基础上，

5、展开对法律效率测算标准的探讨，并指出法律成本收益标准的有效性。在第三部分，从法律成本和法律收益的细分角度，详细论述法律效率测算的分析框架。在第四部分，选择森林采伐限额管理制度效率评价作为框架应用的实例，这主要是出于两方面的考虑：首先，因为森林资源管理制度不同于一般的制度政策，其不仅仅关乎生态价值，同样关乎着农户的林业收入，该制度的效率评价在实践中具有典型的制度复杂性，以此作为应用实例更能论证出本文框架在具体实践中的理论价值和普适性;其次，完善森林采伐限额管理制度是应对气候变化的必要手段，也是实现生态

6、文明、建设美丽中国的题中之意，因此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最后一部分为文章的简要结论和政策启示。二、法律效率评价标准应该是什么：基于文献的评述学界对法律效率评价标准的研究集中在帕累托改进及卡尔多—希克斯效率标准的比较上[11]，但帕累托改进和卡尔多—希克斯效率标准在本质上均是对法律成本收益的比较，而法律成本收益分析仅是众多法律效率评价标准之一。事实上，只有对各评价标准进行全面且客观的评述，才能得出有说服力的法律效率评价标准。但在此之前必须对一种观点——法律效率评价没有意义——进行回应，因为本文的所有研究

7、均建立在法律效率评价是必要的这一理论假设之上。持法律效率评价无意义观点的多为奥地利学派，他们以英美习惯法为论证依据[12]，坚信有效的法律制度是由行为个体在完全无意识情况下追求自己的私利而自发演化形成的，因此，法律制度本身并无目的性。基于此，对法律实施所带来的结果进行评价也无意义。但事实上，对历史上多数法律制度进行考证后可以发现，多数法律制度并不是自发形成的，而是多个利益相关者集体行动选择的结果[13-14]，就算是英美地区习惯法的形成也有意无意地融入了法官及控辩双方律师等人的建构意识。另外，若坚持

8、法律是自发演化形成的观点，则不得不接受法律制度可以自我实施这一认识。但事实上，由于“囚徒困境”和“公地悲剧”现象的广泛存在，法律制度的自我实施难以实现。尽管重复博弈有可能使人们走出合作的困境，从而解决“囚徒困境”等问题，但是，现代社会的高分工程度却使得以共同知识、博弈的稳定性及无限博弈等条件为前提的重复博弈难以实现，而且“冷酷策略”“冷酷策略”是指在首次博弈采取合作后，若观察到任何人在任一次博弈过程中采取了不合作行动，则永远不再进行合作，否则合作继续。的成本十分高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