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春秋战国史编纂的杰出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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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梁启超春秋战国史编纂的杰出成就梁启超有关先秦社会政治史的两篇名著《春秋载记》、《战国载记》是在1918年完成的。他于上年年底脱离了政坛，住到天津家中，这才实现了早先曾几次有过的潜心著述的愿望。这一年他用大部分时间撰著中国通史，从先秦写起。梁启超对《诗》、《书》、《左传》、《史记》这些重要典籍，早已熟悉到大多能够背诵的程度，当年在日本(1901－1902)就曾经着手从事撰写中国通史的工作，在材料上、构思上都有些基础，如今在哲学思想、西方社会学说和社会经验等方面都更有充分的准备，又当年富力强，思想敏锐、精力旺盛，正是著述的最佳时期。因此，这两篇著作进行得很顺利，着成后果然非同凡响。友人林志

2、钧半日之内将四万字书稿连读两遍，表示爱不释手。梁启超本人更自信书稿的价值，珍宝视之，当日写信告诉陈叔通说：“所著已成十二万言(前稿须复改者颇多)，自珍敝帚，每日不知其手足之舞蹈也。体例实无暇作详书告公，弟自信前无古人耳。宰平曾以半日读四万言之稿两遍，谓不忍释，吾计凡读者或皆如是也。顷颇思‘先秦’杀青(约端午前可成)，即先付印(《传》《志》别行，此惟有《年表》、《载记》、《志略》三种，‘先秦’之部都十一卷，冠以总叙一卷，约二十万言也。”稍后，又致其弟梁仲策信说：“今日《春秋载记》已脱稿，都百有四叶，其得意可想，夕当倍饮以自劳，弟亦宜遥浮大白以庆我也。拟于《战国载记》后，别为《秦以前文物制

3、度志略》一卷，……明日校改前稿一过，即从事《战国》”。[1]梁氏完全有理由这样自信，他继承了中国历史编纂学的出色成就，并向前发展，这两部书的高度学术价值和表述的成功向来受到高度重视。近代史家张荫麟认为：梁氏的《春秋载记》、《战国载记》和《欧洲战役史论》，如以质不以量言，非止可媲美近代中外名家，抑且足以压倒吉朋(1737—1794)，麦可莱(1800—1859)，格林(1837—1883)和威尔斯(1866——1946)。[2]可知两篇《载记》乃是享誉近代史坛的名著。一、《春秋载记》《春秋载记》约四万字(另附《春秋年表》约万余字)，它对于我们考察春秋时期的历史进程和改进历史著作的组织、表

4、述方式，都有宝贵的价值。第一，梁氏做到了从中国历史发展的总向来把握春秋时期历史的趋势和特征，中肯地论述了春秋时期是中国历史走向大一统过程的极其重要的阶段。人类历史的演进有如奔流不息的长河，前后联贯，无法截然分开。历史需要划分阶段来研究，才能认识深入；但研究者的眼光又不能只局限在这一阶段之内，而必须上下联系纵贯考察，才能看清楚它的发展方向和作用。梁启超出色地做到这一点。在全篇之前，他高瞻远瞩，中肯地论述春秋时期在中国历史进程中的地位：由春秋时期小国林立状态，经过大国争霸，成为走向华夏统一国家的意义重大的历史阶段。他指出：不能从表象看问题，认为春秋“分立百数十国，其盛强者尚十数，日寻干戈，

5、二百余年”，似乎与统一之义相背反；而应该看历史发展的总向，认识春秋之世乃是统一的观念和动力酝酿、培育的时期，“非经此阶段，则后此一统之象决无自而成”。梁氏又进一步论述：在春秋时期，中国境内各地区居民文明制度由较低级程度向较高级程度发展。具体讲，又可分为两个阶段。春秋初期，极多小部落散布错杂，范围狭窄，闭塞陋略，文明低下，“取精寡而用物啬，势不能大有发舒”。经过春秋前期实行兼并，形成了大国的规模，制度得到发展：“其大国皆廓境至数百里，尤大者逾千里。以千数百里之国，而建政府，设法制，备官守，其经纬擘画，易以纤悉周备，其治理之资，亦不甚觳薄。……于是各因其土宜、民俗，浚发其物力，而淬厉其人文

6、，缉熙向上”。由此跨出了部落、小国范围狭小的局限，形成了以各个大国为范围的地方文化的特性。梁氏认为这是春秋时期社会向上进化的第一阶段。进入霸政时代，各国在交往中互相交流、吸收并且互相竞争，制度向前发展，形成了交往的规范，有共循的规则或新定的盟约，民力也获得了发展：“霸政既起，朝聘会盟征伐无虚岁，其劳费诚为各国所共患苦，然而交通之利坐是大开。其君其卿相得频相酬酢，其士大夫交错结纳，相与上下其议论而互濡染。其术学其军旅习于共同之行动，增长其节制而磨淬其材力。其道路衔接修治，奔走其商旅而通输其物材。而其国与国之相交际也，无论在平时在战时皆有共循之轨则，或出自相沿之礼制，或根于新定之盟约，各信

7、守之，罔敢越也。故争斗虽频数，而生民之被祸不甚烈。霸政全盛之代，尤以仗义执言摧暴扶微为职志，各国不敢恣相侵伐，民愈得休养生息，以孳殖其文物”。由于竞争，原有各大国业已形成的文化特性得到发扬充实，而且互相交流熔汇而成全中国范围的通性：“以交际频繁之故，彼此之特性日相互有所感受，徐徐蒸变化合而不自知。于是在各种特性基础之上，别构成一种通性。此即所谓中国之国民性，传二千年颠扑不破者也，而其大成，实在春秋之季。”梁氏认为，这是春秋时期社会进化的第二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