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市与庙会-清末北京的文人雅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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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朝市与庙会:清末北京的文人雅集　　摘要：清末宣统二年（1910）至三年（1911），陈衍、胡思敬、陈宝琛等文人在北京发起诗社，经常在城南各寺庙等地举行雅集。他们大多远离政治舞台，对时局持悲观态度，通过他们的文人雅集活动以及诗作中对北京历史掌故的处理，可以窥探其面对政治危机时的复杂心态和重建个人认同的努力。　　关键词：清末；北京；文人雅集；诗社　　都城的命运总是与朝代和国家的兴亡更替紧密相关。1911年爆发的辛亥革命在推翻清朝统治的同时，也终结了北京作为帝都的历史。其实危机和断裂早已潜伏在王朝的内部，清末的北京文士对此早有预感，由于处于政

2、治舞台的边缘，他们对此无能为力，只能在荒寺古刹的文人雅集中自我放逐，寻求别样的记忆资源，构造一己的精神世界。　　政治危机下的文人雅集　　清朝京师文人向来有结社雅集的传统，清末此风尤盛。“宣统庚戌、辛亥间，京朝官方结社为乐，多游览题咏之作。”{1}陈衍《石遗室诗话》对此有详细的描述：　　庚戌春在都下，与赵尧生、胡瘦唐、江叔海、江逸云、曾刚甫、罗掞东、胡铁华诸人创为诗社，遇人日、花朝、寒食、上巳之类，世所号为良辰者，择一目前名胜之地，挈茶果饼饵集焉。晚则饮于寓斋若酒楼，分纸即为纪事诗，五七言古近体听之。次集则必易一地，汇缴前集之诗，互相品评

3、为笑乐。其主人轮流为之。辛亥则益以陈弢庵、郑苏戡、冒鹤亭、林畏庐、梁仲毅、林山腴，而无江氏父子。{2}　　在不大关心时局的陈衍笔下，此类诗社雅集无非是承平故事，文人积习，但是在同为诗社参与者的胡思敬看来，诗社却另有一番意味：　　庚戌之春，予在京与赵尧生、曾刚父、陈石遗、罗掞东诸君结访古诗社，月比数会，每会必游，游必有诗，凡前朝遗迹荒烟蔓草人迹所不到之区，吟眺搜访殆遍，亦一时盛事也。次年辛亥，石遗招陈伯潜、郑苏龛、林畏庐入社，皆福建人也；刚父招温毅夫、潘若海入社，皆广东人也。③　　陈衍所说的“名胜之地”和胡思敬所说的“前朝遗迹荒烟蔓草人迹

4、所不到之区”，主要都是指天宁寺、崇效寺、慈仁寺、法源寺、花之寺等城南寺庙。它们是宣南士人向来的游憩场所{1}，确实称得上“名胜之地”，但是到了清末，由于种种原因，这些寺庙大多已荒废，只有法源寺、天宁寺尚有可观之处{2}，所以，胡思敬的描述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说是纪实。但是如果对照胡思敬后来对宣统年间京师士风的评论，就会发现其中强烈的感情色彩包含着更深一层的感喟：“新政兴，名器日益滥。京朝官嗜好不一，大约专以奔走宴饮为日行常课。”其中“稍能自拔于流俗者”，讲诗词有陈宝琛、陈衍、赵熙、曾习经、罗惇曧、黄孝觉、温肃、夏寿田、杨增荦等，讲古文有林纾

5、、姚永概、陈澹然等③，列出的名单与诗社成员基本重合。也就是说，至少在胡思敬看来，诗社的活动具有远离朝市的“自拔于流俗”的意义，而所谓“流俗”，其实是指清末新政。在对新政的疏离中，清末京师文士的结社雅集也获得了某种政治意味。　　把清末新政与士风糜烂相联系的，不止是胡思敬一人，郭则沄也有类似的看法：“当庶政聿新，倖门大启，而京师声色之场顿盛”，“京朝士夫，依流平进，相安淡泊者久矣。自曹部增设，纷调外吏，争揽私人，而风气一变。光宣之季，长部者强半宗潢，于是梯名市禄者流，相率鹜集权门，螘缘捷径，而风气又一变。”{4}在胡、郭两人看来，新政增设了

6、各种新官职，专权的亲贵竞相延揽私人，这些都助长了士人夤缘奔竞的风气，以名节或风雅相尚的士风日渐萎缩。梁启超感慨“前此京朝士大夫，朴素如老儒”，今日则“中流社会之人，日相炫以豪华”{5}，士人纷纷争逐于官场。他后来分析此中缘由，亦归结于新政：“光宣之交，各种新式考试杂然并陈，其导人以作官之兴者至浓。”{6}　　士风的变迁只是表象，背后是权力结构的变化。新政意味着一套新的制度安排和知识体系，这些都不是士大夫所熟悉的。林獬注意到，“自筹备清单既出，宪政之事皆非督抚所素习，遂不能不参用留学生”{7}，地方如此，中央亦然。宣统年间奔竞于京师权门的

7、多为留学生，刘成禺甚至认为亲贵之所以敢专权，“实归国留学生之为朝官者有以教之耳”{8}。在这样的权力结构中，士大夫必然处于边缘地位。宣统二年（1910）十月，恽毓鼎在日记中写道：“亡国三妖：一东洋留学生，一新军，一资政院谘议局。三妖之中，尤以第一种为诸魔之母。”{9}愤恨之情溢于言表，也透露出普通京官的失落之情。　　庚戌、辛亥诗社的主要成员，都没有留学经历。陈衍和林纾都在京师大学堂担任文科方面的教习，陈衍还任学部主事，林纾则未在朝中任职。陈宝琛作为光绪初年清流的代表人物，在蛰居故乡二十五年后于宣统元年（1909）被重新起用，亦不过官复原

8、职，授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会同礼部总理礼学馆事宜。罗惇曧则任邮传部郎中。在新政的官制体系中，这些都是相对低级或边缘的官阶。只有曾习经作为度支部右丞，可谓身居要职，但他“与物无竞，而律己极严”{10}，与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