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不作为才是最大危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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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官员不作为才是最大危害（上）XX这次大规模官员下访，客观上来说还是一种应急之举。要彻底解决信访难题，还要从源头抓起2005年新年前，XXX完成南京大学的哲学博士论文答辩后，返回郑州的当天下午就去了汝州。在他看来，汝州的另一份考卷同样迫切:一件“难缠”的上访案件正等着他和下访工作组解决。49岁的XXX是XX省委宣传部的正处级干部，目前，他还有另一重身份:平顶山市下访工作组小组长。和他同时成为下访队员的还有XX省直机关的723位干部。事实上，不仅仅是省直机关的官员要下访，2004年9月15日，XX省、市、县3级下访干部共42664人走出机关

2、，下到乡村、工厂、社区，逐门逐户排查矛盾和问题。“工作组”──这个多少带有计划经济色彩的名词在2004年甚至2005年持续成为XX省各级官员和老百姓口中的热词，同样成为热词的还有“下访”二字。和2004年初高调下派工作组进驻艾滋病村不同的是，这场涉及XX省、市、县3级干部、4万多名官员的“下访”工作，媒体鲜有报道。4万多下访官员身负3项重任:一是调查处理尚未解决的信访案件;二是排查可能引起上访的各种社会矛盾和问题;三是督促健全完善信访工作长效机制。当地政府部门人士是这么介绍的:此次大规模下访使XX官员群体真实地体会到了上访者的诉求与痛苦

3、,并深刻反思了问题的症结,甚至良心受到了巨大的刺痛。2005年1月12日，《瞭望东方周刊》获悉XX4万官员下访第一阶段工作暂告一段落，即飞赴郑州采访。必须冷静反思了:问题出在哪儿“人要回去，事要解决”──总体要求只有这一句话。2004年8月26日下午，全国集中处理信访突出问题及群体性事件电视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召开4天后,前省委书记李克强便作出批示,要在解决突出问题方面有切实举措,力争2004年下半年取得明显成效。9月5日，有关实施方案获得通过;9月10日省委作出动员;9月15日，4万多官员全部到位，奔赴下访地。“从2004年9月3日X

4、X省委召开常委会，从决定组织3级官员下访，到9月15日，4万多下访官员下到农村、厂矿，仅用12天时间。”XX省政府副秘书长、XX省解决信访突出问题及群体性事件联席会议办公室(以下简称省联席办)副主任朱孟洲,向记者介绍了4万官员下访决策的出台过程。因此，XX组织4万官员下访的决定，是在中央高层下决心集中处理信访突出问题和群体性事件的大背景下作出的。2004年前，XX省委副秘书长李新华在省信访局副局长这个位置上工作了10年。李新华说，这10年，可能是全国所有从事信访工作的干部最苦、最累的10年。“从全国来看,从总理到省委书记都在亲自批阅群众

5、来信，从中央到省委对信访工作要求之高、措施之具体、批评之严厉、责任追究之坚决也应该说是多年少有的。令人感到困惑的是，尽管我们下了这么大的力气，全国的信访总量还是有增无减。因此，我们必须冷静反思了:问题到底出在哪儿?这也是促使省委决策4万官员走下去，把矛盾解决在基层的动因之一。”李新华认为，信访绝不是XX的特产。国家信访局公布的全国信访总量的连年递增是现实的。XX作为一个农业大省，确实存在大量改革“欠账”，而类似的问题每年都在积累，这是XX信访量增多的大背景。“事实上，作出4万官员下访的决策对XX省委、省政府来说是一次挑战，省委面临的压力

6、也是巨大的。因为，官员下访很可能造成信访量的继续上升和反弹。”李新华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决策过程中,前省委书记李克强请常委们首先讨论,能不能组织下去?会不会产生什么反应?当时便有常委表示，下访，如果问题不能解决好，会带来更多的难题“我们知道,送锦旗是老百姓表达对官员感激的一种方式。但这面旗我们不能收。其实,这几个人反映的问题当时并没有解决,我不过是认真听了一下他们反映的情况,向他们做了一些政策解释工作而已。”令杨柏林震惊的是，“老百姓真的是很容易满足。他们有时候，要的就是一个理儿，就是一句暖心的话。我们的老百姓绝大多数还是通情达理的。

7、”此后，杨柏林所在的洛阳下访工作组形成了一个不成文的规矩:不管给群众解决多少问题，能不能解决问题，下访干部必须要走下去，最主要的是听:给群众一个说话的机会。“我们接待过的人，大部分都没有再去上访。”洛阳下访组联络员李剑伟说。检讨为政之心“面对这样的老百姓，你有什么理由不对他们好?”鲁献启感叹。“一个70多岁的老人，又丧失劳动能力，他的要求合情合理，按政策一年500元钱。但干部宁可花大钱，不想花小钱;宁可花上千元甚至上万元到北京到省城领上访户，也不愿解决问题。在这方面我们花了多少‘大钱’?这实质上是对农民的感情问题，更是干部作风问题!”他

8、尖锐地批评道。一个事实是，因对交通事故处理结果不满而成为赴京老上访户的宝丰县上访人王某，其户口所在地的党委、政府到北京接她就花了6万多元，县里因她去北京上访多次受到中央和省里的批评。遂平县信访局局长马世发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