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元洪与民国早期政治社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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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黎元洪与民国早期政治社会发展在海峡两岸尤其是内地有关机构、团体和一些地方隆重、热烈举行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纪念活动之际，应邀前来南开大学参加“黎元洪与近代中国社会”高端论坛，深感荣幸。据我所知，举办该主题的学术交流在海内外尚属首次，因而本论坛除占天时、地利(天津是黎元洪的第二故乡)、人和外，还有亟待改变学界研究黎元洪薄弱现状、推动辛亥革命史和中国近现代史研究深入以及寻求中华民族复兴和地方历史名人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等学术和现实意义。本文就以“黎元洪与民国早期政治社会发展”为题，谈一些粗浅的看法。　　黎元洪曾任“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并作为民国早期政坛中间政治力量的首脑，

2、三任民国副总统、两任大总统，对当时政治社会发展产生了较为广泛和重要的影响。这里，所谓“政治社会发展”分别指政治发展和社会变迁，其要旨即“由政治现象切入社会，把政治与社会相结合，以社会的生动复杂给政治赋予新的生命力，用社会的变迁来检验政治、评价政治”。据此视角考察，黎元洪自辛亥武昌起义之初任湖北军政府都督到1923年他被迫再次从民国大总统位上下台，其主要作为及影响有以下几点：　　第一，助推了武昌首义的胜利及各地的举义反正。黎元洪在革命军占领武昌后，顺应革命党人和立宪派人士促使起义成功的迫切需要,从被逼出任湖北军政府都督后，逐渐改变了其维护清朝统治的立场，成为革命的同路人，赞襄

3、共和，主张废除帝制。他的政治立场和态度的骤然转化，无疑对助推革命形势朝着有利于起义军方向的发展以及各省闻风响应、其他地方大多数督抚集体倒戈起到了不可替代的关键作用，从而加速了清朝统治的崩溃瓦解和专政政体的解体。　　第二，促进了民国早期政治的发展。在政治系统领域，破旧易，立新难。民国建立后，黎元洪曾三任副总统、两任大总统，虽然因其代表的是民初政坛上的中间力量，并未掌握政治权力的话语权，但在当时激烈争锋的革命派和南北军阀几大政治力量之间，他自觉不自觉地以谈判、协商、对话即政治调和的方式，不失原则地折冲搓磨渐行渐进，因而其政治影响贯穿于几乎整个民初时期。这个原则归纳起来，即是维护

4、民主共和，反对复辟帝制，反对专制独裁；坚持法治，抵拒军阀政治，这也是黎元洪把守的政治底线。由此，他反对袁世凯帝制自为、推动护国运动的展开，恢复约法；通令各省出师讨伐张勋复辟，重建民主政治；恢复国会，推动制宪。从坚信轰世凯到反对袁世凯，从与段祺瑞合作到相互之政争，从电邀张勋北上到下令讨伐张勋复辟，支配他政治思想和行为的正是共和与宪法主义，也就是辛亥革命的两大重要成果——临时约法和国会。此间，尽管作为中国近代政治发展目标的真正的民主共和制度不可能实现，但政治民主化、政治自由化和知识精英的政治参与都有了明显的进展，如三权分立的民主政治架构从形式上在中央和地方都得到了确立，人民有了

5、较多的言论和新闻、结社和国会选举等公民权。政治文化也有一定的成就，如民众的政治参与意识、宪政意识有了进一步的提高等等，都是当时政治发展的进步表现。这其中当然有黎元洪的建树。此外，黎元洪还认识到外交政治对稳定政局的重要性，于履职湖北军政府都督和民国大总统期间，在维护国家主权和边疆安全方面也做出了积极的努力。　　第三，促进了社会习俗的新陈代谢。黎元洪早在主政湖北军政府期间就签署颁布了一些革除社会陋习的法令，如禁止种植罂粟和贩卖吸食鸦片，禁止蓄发、缠足等；1916年发布“大总统令”，明示禁烟拒毒。这些无疑是辛亥革命政治变革在社会生活领域的延伸，是中国近代政治趋向世俗化、社会化的生

6、动表现。　　中国近代社会政治精英人物的转型通常都有如下特征：“其一，冒险陸……凡革新者不能保持其旧形，犹进步者必当掷其故步。欲上高楼，先离平地”；“其二，忍耐性……可进而不可退者也，又难进而易退者也”，“惟危惟微，间不容发”；“其三，别择性……凡国民所贵乎过渡者，不徒在能去所厌离之旧界而已，而更在能达希望之新界焉。故冒万险忍万辱而不辞，为其将来所得之幸福，足以相偿而的报刊。”与孙中山、黄兴相比较而言，黎元洪的“冒险性”、“别择性”也有，但“忍耐性”却多，这使他在当时的政治选择和施政方面经常陷于被动和主动、保守和进取、妥协与抗争的矛盾中，做过诸如先是追随袁世凯镇压“二次革命”

7、、后又迫于压力解散国会等行径，以致这在海峡两岸尤其是内地有关机构、团体和一些地方隆重、热烈举行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纪念活动之际，应邀前来南开大学参加“黎元洪与近代中国社会”高端论坛，深感荣幸。据我所知，举办该主题的学术交流在海内外尚属首次，因而本论坛除占天时、地利(天津是黎元洪的第二故乡)、人和外，还有亟待改变学界研究黎元洪薄弱现状、推动辛亥革命史和中国近现代史研究深入以及寻求中华民族复兴和地方历史名人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等学术和现实意义。本文就以“黎元洪与民国早期政治社会发展”为题，谈一些粗浅的看法。　　黎元洪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