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西方公共管理范式的人学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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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当代西方公共管理范式的人学困境　　[摘要]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出发，公共管理不能忽视对“人”的考量。在当代西方公共管理的范式中，无论是“新公共管理”中的“顾客”，还是“新公共服务”中的“公民”，都属于一种“抽象的人”，为公共权力的“私有化”预留了足够的空间。从“现实人”的基本立场出发，公共管理需要确立在特定时代的公共性思维和人的自由维度，为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提供必要的社会条件。　　[关键词]公共管理；人学困境；马克思主义　　[中图分类号]FO62.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736×（2013）

2、03—0011—04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全球化背景中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发展到了一个日益复杂而又比较微妙的历史进程，一些西方国家相继推行了政府公共管理的改革。从“新公共管理”到“新公共服务”，西方国家改变了传统行政的理论基础和实践模式，促进了传统形态的公共行政理论正在普遍化为一般管理哲学的范式倾向。然而，西方公共管理理论的兴起和发展都是围绕如何更有效地“提供公共服务”而设计各种方案（每一种方案都有自己针对的特定问题），都是属于一种基于对“人”的忽视而构建的“技术型”范式，也为公共权力的“私有化”预留了

3、足够的空间。在马克思主义的语境中，有关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治理需要立足于现实生活中人的自由维度，而不应局限于“抽象的人”之中。从此层意义出发，本文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现实人”的基本立场，尝试性探析“新公共管理”及“新公共服务”的人学困境，并初步揭示马克思主义视阈中公共管理的人学取向。　　一、“新公共管理”中的“顾客”：“经济人”的立场　　一般认为，“新公共管理”是相对于以政治行政二分法和官僚制为核心的传统公共行政而言的一种范式转换。20世纪70年代，西方国家普遍出现了经济衰退，各国政府财政赤字猛增，传统公共行政模

4、式陷入了政府机构膨胀问题、效率低下、官僚主义问题和腐败问题等一系列新的社会与政治问题之中。正如认为罗伯特·达尔所认为的一样，人完全只是为个人利益作出反应的简单机器，传统公共行政学力图将规范性的（道德和价值观）问题排除于行政研究之外，显然是“受到价值、个人个性和社会框架三个基本问题的干扰”，。毕竟，制定政策与执行政策都应包含着价值与事实两种因素，行政管理人员不能持价值中立的立场，他们应当担负起对社会的责任。在这种背景中，“新公共管理”运动从“经济人”的假设出发来寻求解决政府问题的方法，打造“企业化政府”应对“

5、官僚技术主义”的机构臃肿、效率低下等弊端，引入市场竞争机制来提供公共服务。　　严格说来，“新公共管理”并不是一个理论或一种学说，而是一种管理理念在公共行政领域的体现，用它的原始命名者胡德的话来说，是一个为方便起见而做的标签。事实上，“新公共管理”起源于英国撒切尔夫人的政府改革，后来又波及到新西兰、澳大利亚和美国等国家，后经过学者们的进一步论证和丰富，才被冠名为“新公共管理”理论。从理论范式的特征来看，按照奥斯本和盖布勒的概括，“新公共管理”至少包含了十大特征：起催化作用的政府——掌舵而不是划桨；社区拥有的政

6、府——授权而不是服务；竞争性政府——把竞争机制注入到提供服务中去；有使命的政府——改变照章办事的组织；讲究效果的政府——按效果而不是效率来拨款；受顾客驱使的政府——满足顾客的需要，而不是官僚政治的需要；有事业心的政府——有收益而不是浪费；有预见的政府——预防而不是治疗；分权的政府——从等级制到参与和协作；以市场为导向的政府——通过市场力量进行变革。显然，相比传统公共行政的官僚机制，“新公共管理”通过改造政府将焦点对准了行政与市场的“交汇地带”，突出了“顾客”的地位。从而把政府的公共行政行为建立在以顾客需求和

7、满意度为目标的管理诉求层面，具有积极的象征导向。　　然而，由于将公共行政类同于一般私人管理，“新公共管理”理论从诞生之日起就遭到诸多批判。首先，“新公共管理”试图通过政府的责任行为把“人”以“顾客”的名义从官僚制的“铁笼”中解放出来，但是什么是‘‘顾客”？这种以消费作为特质的角色，明显带有物化的倾向。“政治交换的市场理论将公民化约为‘消费者’和‘顾客’，这种理论与其说是无道德感的——尽管它们确实也是无道德感的——不如说是浅薄的。”。探究其因，新公共管理这种“浅薄”的“顾客”身份，源自于新古典经济学的人性假设

8、，即新公共管理把人当作理性的“经济人”来看待，认为人的一切行为都是为了最大限度满足自己的私利，因此主张以自由市场的竞争机制和个人责任行为来重塑国家和社会。事实上，经济学意义上的“经济人”所适用的范围只是处于社会分工体系中从事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人，而不是“经济生活中所有的人”。将经济学意义上的人援引到公共管理层面，其实质就是对“人”进行抽象，将人当成一个纯粹的“经济动物”。在这样的人性假设下，公共管理便失去了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