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呆账我怕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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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我是呆账我怕谁　　腐败的“出生率”大于“死亡率”，这个状况叫作“腐败呆账”。　　为“迅速消化腐败呆账，挽救大批失足干部”，最近国家社科规划“新世纪中国惩治和预防腐败对策研究”课题组经过五年探索，获得一项“设立全国退赃公开账号”的科研成果：“为保密和消除退赃者顾虑，退赃者可以在全国任何一个县以上国有商业银行匿名退赃（也可由亲友代退）。退赃时，只需分栏目按‘特种资金缴款单’（一式三联）上的时间、金额、来源三项填写，无需公开本人任何情况”。据报道，此成果“跳出了反腐常规思路”，“具有一定的超前性和可操作性”，

2、是献给全国人大、中央纪委、高法、高检、监察部等机关的一条“锦囊妙计”。配套实施的还有遗产税、赠与税、高薪养廉、奖励举报等一系列制度，统称“反腐特别行动”或者“一二三工程”（新浪网2004.5.31转载《了望东方周刊》）。　　查网友评论，一片骂声。也有指课题组炒冷饭的，炒那个两年前就已经搞不下去只好撤销了的“廉政账户”（新浪网2004.6.17转载《中国青年报》毛飞文）。真是这样的话，又一笔国家社科基金扔水里了。　　转念一想，问题不止是浪费。比如，“记者注意到这样一个细节”：参与课题组十二个子课题的“专家

3、”共计六十九人，除了学者，还有省监察厅副厅长、省人大法工委主任，以及“部分地市的纪委书记等厅局级在任官员”（上引《了望东方周刊》）。他是当作好事报道。可是，腐败呆账主要发生在哪儿？在各级政府官员身上。因此官员（包括纪检监察部门的干部）便和本课题有了因职务和隶属而起的利害关系。从学术研究和调查设计的角度看，他们就应该是课题组调查分析的对象和研究成果的受益方，而不能是课题的主持人和“专家”，以避免利益牵连或冲突，影响学术独立和研究成果的可信度。当然，政府部门需要经常反腐倡廉，拿出得力措施，但那不是学术研究，

4、不应纳入国家社科基金的支助范围，混淆了官、学的分野。这个道理，跟政府不该允许官员参选两院院士是一样的。官员当中或许五百年内也会出一个华罗庚或钱学森，不能排除这一微小而珍贵的可能。但信誉和尊严是院士制度的生命，与其让官场的腐败有机会染指，宁可一刀切拒官员于门外。万一真有那么一位做出了“院士级”科学贡献的官员，授予他别的光荣称号和奖励就是了，例如从前人人称羡的“劳动模范”，或者申请吉尼斯（健力士）记录。换言之，可以请科学家院士出任部长，但不宜选部长充当院士搅扰科学。这是廉政的政策底线。　　回到呆账课题，正因

5、为参与官员可能有（即在公众眼里看似有，但不必证明业已发生）利害关系和利益冲突，其科研成果就难以令人信服。比如“专家”们建议：“对在规定期限内主动并如数退赃者，无论职级高低和问题大小，无论问题将来是否暴露，一律不给任何处分，一切待遇不变”（同上）。这么宽厚周全的退赃“挽救”方案，本来是必须由外人来说，例如放在学者口中才可以避嫌的，怎么就自己作科研成果宣传？实在太不谨慎。难怪遭群众恨了。　　其实，这课题本身并没有错，包括各地试点不成功的“廉政账户”，都可以研究检讨、总结经验。课题组的出发点，我想批评者多半也

6、同意，就是法不责众。用课题组的话说，便是呆账“涉及的面大、人多”，依法或依靠“现行的手段”已经“治理”不了，如同困扰人民法院的“执行难”：“一道无解的难题”（高执办《“执行难”新议》，载《人民司法》5/2001）。所以才不避嫌疑，跳出常规，“寻找更符合当前实际”的出路。　　这倒提醒了我们，既然问题一时解决不了，建设中的法治便要学会忍让，同腐败分子相处周旋，打“持久战”。新制度实际上是受了他们的要挟：每天小心招呼他们贪污贿赂的“权利”不算（见拙著《政法笔记/腐败会不会成为权利》），时不时还得想方设法用“廉

7、政账户”、遗产税、赠与税之类的名目，帮他们洗钱，“挽救一大批”。不然自己没台阶下，被人家一句话捅破：我是呆账我怕谁？　　接下来的问题是：我们怎么办？法律人怎么办？呆账既已坐大，我想首先需要应付的，就是越来越多的法条会变为具文；而具文要影响到新法治的方方面面，立法、司法、律师执业和法学院的教育概不能免。　　可能有读者会说：具文，不就是立法者疏忽，调研不够、水平不高的问题？一些复杂前沿的领域，例如公司上市、证券监管、网络时代知识产权的立法，好好参照学习外国的经验，不也就解决了？这话不假，但没点中要害。工作上

8、的疏忽和认识不足容易纠正；可现在的情况是，发现纠正了，把外国的好榜样一条条都抄个遍，仍然具文不断。更不消说那些指出多年还纠正不了，还在天天争议的。例如，国营医院医生看病收红包算不算索贿受贿？是立法技术或司法解释滞后，还是医疗体制为呆账劫持而束手无策？所以，转型社会的具文就其本质而言，是呆账在立法层面的产出。贪官污吏到处把持权力，破坏国家法制，使得相当一部分法规律令走了样、不执行，形成所谓“空白”或“漏洞”，婉称“无法可依”。从而刺激各级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