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十六国时期河西经济结构新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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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魏晋十六国时期河西经济结构新探刘红军（河西学院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08（2）甘肃张掖734000）摘要：魏晋十六国时期河西地区依托独特的地理环境和复杂的民族构成，在诸政权的共同经营下，经济结构日趋完善。随社会经济持续稳定发展，逐渐形成了农牧并举、工商兼备的多元化、完整合理的结构。多元化合理的经济结构既保证了河西诸政权的稳定，又为河西经济的后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关键字：经济结构多元化农业畜牧业手工业商业魏晋十六国时期的北方地区，政权林立、社会动荡、民族矛盾激烈，社会经济发展十分困难。但就是在这样杀伐相继、日事干戈的社会环境下，地处偏远的河西

2、地区却具“独安”局面。虽然该地区随民族争夺也几经政权更替，但更迭后的各政权大都利用了河西地区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和优越的地理位置，采取外和诸邦，内励农桑的举措，实现了足食强兵的目的。各政权的多元化开发，既促使河西地区社会经济结构出现了新的变化，也使得河西一带成了内地人民向往的乐土，连世家大豪也纷纷西迁，将河西地区作为他们理想的“遗种”之地。河西地区的初步开发，应始于汉武帝抗击匈奴而设置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郡。[1]而此之前的河西地区，则是月氏、乌孙、氐、羌等少数民族的蕃息之地。他们“所居无常，依随水草，地少五谷，以产牧为业”，[2]从而保

3、持着“河西畜牧为天下饶”的局面。随两汉移民实边和河西屯田政策的进一步深化，修泽开堰，大力夯实农业基础，河西地区开始由游牧区逐渐转变为新型的农牧并举区，从而改变了过去单一的以游牧为主的经济结构。这样的转变既提高了自然经济的产值，也带动了河西社会的进步，同时也为后代多元化格局的开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当然，东汉明帝后期的河西地区由于“羌祸”和漠北匈奴的入侵，社会经济的发展曾出现过一度的衰落，乃至敦煌地区出现“以丧乱隔绝，旷无-12-太守二十岁，大姓雄张，遂以为俗……旧大族田地有余，而小民无立锥之土……又常日西域杂胡欲来贡献，而诸豪强多逆断绝，既于

4、贸迁，欺诈侮易，多不得分明，胡常怨望”[3]的局面。但河西地区已形成的较稳定的经济结构，并不会由于社会的一时动荡而发生大的转变，而经济结构多元化的苗头也会在动乱的夹缝中生长。魏晋十六国时期，河西走廊再度崛起。随着中原战乱的加剧，大量中原流民涌入河西，民族融合逐渐加强。曹魏以来先进的农业生产经验和技术也传入河西地区，加之此后诸凉政权统治时的保境安民政策与多民族的共同耕耘，使河西社会经济主体由西汉以来的农牧为主体的格局转变为农牧并举、工商兼备的完整的多元化协调合理的结构。现将该时期农业、畜牧业、手工业、商业的发展状况分析如下。一、农业民以食为天

5、。谁都知道，农业经济尤其是粮食的供应对于一个政权存亡的决定性作用，肇始于许下屯田的曹魏统治者更不必说。故曹操说：“夫定国之术，在于强兵足食，秦人以急农兼天下，孝武以屯田定西域，此先世之良术也”。[4]于是把“急农兼天下”定为国策。这一思想在魏晋十六国各政权中都无一例外的继承和发扬了下去，从而为河西地区的农业发展提供了思想支持和保证。曹魏在取得河西控制权之后，首先平内乱，清吏治，抑豪强，移风易俗，整治社会秩序。同时为了恢复和发展小农经济，稳定劳动人手，招抚流民，开发农牧，疏通中西贸易，使得河西地区的社会出现了安定有序的和谐局面。安定的社会环境

6、的出现，为农业经济的发展提供了保障。而这种局面的出现，曾担任河西政要的徐邈、仓慈、苏则、毌丘兴等人功不可没。据史料记载，徐邈在魏明帝太和中出任凉州刺史时，为解决粮食问题，“广开水田，募贫民佃之”。[5]敦煌太守仓慈积极推行“抚恤贫赢”举措。[6]武威太守毌丘兴采取“内抚吏民，外怀羌胡”的政策，是汉羌民族回到原居“力田”。[7]金城太守苏则“亲自教民耕种，其岁大丰收”。[8]有了这些领导者的大力支持和重视，必然会对农业发展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时及十六国，诸凉政权为解决粮食问题，均在自己控制的区域内积极兴办屯田，大力开发利用土地资源，同时，抓住

7、中原大量流民涌入河西的有利时机，采取定点安置、划区管理的办法组织流民屯垦。如前凉“劝课农桑，徙石为田，运土植谷，轻赋敛，西取戌己校尉地，以其置为高昌郡并移民屯垦，置武卫、石门、侯和、漒川、-12-干松五屯护军，列置军民屯垦。”[9]西凉李暠“遣军屯玉门，阳关，广田积谷，为东伐之资”。[10]南凉、北凉也都有移民活动，目的也在于扩大屯田。如南凉“置晋人于诸城，劝课农桑以供军国之用”[11]的政策也就是徙民屯垦，而南凉的屯田至于湟水流域。北凉沮渠蒙逊时最重视农业。建国初，沮渠蒙逊便下诏：“农失三时之业，百姓户不粒食，可蠲省百徭，专攻南亩，明设科

8、条，务尽地力”。[12]这决定了沮渠蒙逊最终能统一河西走廊，实现兼天下、定西域的大计。永安元年，他推行劝课农桑政策，要求各级官吏明于督察，增加生产等。通过以上各政权的措施，既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