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辞》导读-中华诵读网[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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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韩非子【导读】《韩非子》是战国末期著名法家代表人物韩非的作品集。韩非（约前280—前233）,韩国公子，战国末哲学家，法家代表人物。韩非曾与李斯同师事荀子。因建议韩王变法未见用，著《孤愤》、《五蠹》、《说难》等，受秦王政重视，被邀出使秦国。不久因李斯、姚贾陷害，自杀于狱中。韩非出身韩国贵族。据《史记·韩非列传》载，韩非为“韩之诸公子”，这个显贵的地位和接近权力中心的生活环境对他思想和学说的形成是十分重要的，因为他生长于深宫之中，不可能与广大的民众甚至中下层官吏声气相通，这就决定了他的学说很难有那些与他相先后的儒家、墨家、农家那样具有着显而易见的平民色彩，其服务的唯一对象只能是君

2、王，所思所想也不外是维护君王地位的巩固和权势的独尊。战国末期那个特殊历史时期权力斗争的残酷和激烈，宫廷之中充满了尔虞我诈、勾心斗角，韩非长期浸淫在权力斗争的中心，熟谙官场斗争，对官场特别是宫廷的丑恶看得入木三分，目光所及尽是邀功取宠、弑君篡位之徒，许多人把所有的聪明和机巧全用在了权力斗争之上，官吏们为保护自己，打倒对手，躲过风头，积蓄力量，卷土重来，手段之恶劣无所不用其极，压迫得人性的负面无限膨胀。这种人性的负面在韩非面前的充分展开，使他整日整月整年生活在恐怖之中。在他的作品中，我们看不到人生的欢乐和舒畅，有的只是算计人的刻薄和怕被人算计的恐怖。囿于生活经验，在韩非的心目中，误

3、以为这就是全部生活，这就是整个世界，在这个世界中的人性自然是恶的──而人性恶正是韩非全部学说的逻辑起点。对人性恶的极端恐惧成了韩非转嫁恐惧的强大内在动因，又由于真切而深刻地体会到了恐怖在人心深处所造成的巨大震慑力量，韩非清醒地认识到制造恐怖和增加恐怖在公共生活特别是政治游戏中的作用，于是“惨礉少恩”成了韩非学说的一个主要特征。同时，整个春秋战国时期强凌弱、众暴寡、大鱼吃小鱼或者一群小鱼聚集起来吃大鱼的特定历史事实又成了韩非最深厚最现实的知识底蕴，在《韩非子》全书中到处充满着这样的故事。这些知识积累和他的人生经验互相印证，这就使他有理由以充满恐惧和疑忌的目光打量周围世界。韩非“喜

4、刑名法术之学，而其归本于黄老”，其“为人口吃，不能道说，而善著书”，《韩-116-非子》五十五篇文风犀利、文采飞扬。其学说吸收道、儒、墨各家思想，并集法家学说之大成。主张为治者“不务德而务法”，“赏厚而信，刑重而必”（《韩非子·定法》），制法应“编著之图籍，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难三》），执法应“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有度》）。又综合商鞅的“法”治、申不害的“术”治、慎到的“势”治，提出以“法”为中心，“法、术、势”三者合一的统治术，影响后世君主。在哲学上发展了荀子的唯物主义，以“道”为事物运动的普遍规律，而“理”则为具体事物运动的特殊规律，“万物名异理，而道

5、尽稽万物之理，故不得不化。”（《解老》），具体事物不断变化，“道”“理”也都应随之变化，“缘道理以从事”。又主张“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的历史观，认为人口和社会财富的多寡决定历史变动，强调一切社会关系，如君臣、父子、交换及剥削等，均出于人之“自为心”或“计算之心”。趋利避害乃人之常情，也是国家执行赏罚、制定法令之依据。以韩非为主的法家认为人和人类在本性上都是恶的，自然就无所谓道德、伦理、信用、亲情、宽容、个人尊严、社会公正等等诸如善良、崇高、庄严、美好的内容──实际上，上述诸种被古今常识大加肯定的名词在韩非笔下几乎一概遭到拒斥。而没有了这样的内容，人这种动物就变得非常简单

6、苍白，他们───包括妻子和儿女（如《八奸》把“同床”“在旁”“父兄”都目为“奸”，又如《外储说右上·说二》：“昭侯必独卧，惟恐梦言泄于妻妾。”）──只懂得有利可求，有害要躲，正如《制分》篇所说：“民者，好利禄而恶刑罚”；又如《内储说上七术》云：臣下“犹兽鹿也，唯荐草而就。”而“蓄”“牧”（套用韩非的术语）这群只知利害的动物当然可以用极省俭极方便的办法，即赏罚，应该承认，赏罚二字确实抓住了人们为求生存而普遍存在的趋利避害心理。韩非提出：“凡治天下，必因人情。人情者，有好恶，故赏罚可用；赏罚可用，则禁令可立而治道具矣。”（《八经》）这一段话的反题可以理解为：人情无好恶，故赏罚不可用

7、；赏罚不可用，则禁令不得立而治道不得具矣。因此，先秦法家从商鞅开始九就不遗余力地批判诗书礼乐。到了到韩非手上，这种批判被系统化，批判的武器也更形精巧。韩非就说得更为具体也更为形象：“凡所治者，刑罚也。”（《诡使》）“刑胜而民静，赏繁而奸生。故治民者，刑胜，治之首也；赏繁，乱之本也。”（《心度》）还告诫人君，臣子即使陈言有功，要是“功不当其事，事不当其言，则罚”（《二柄》）；提出“禁诛擅爱之臣”（《外储说右上》）；仅仅因为担心“使民有功与无功俱赏也”，反对在秦国大饥之时“发五苑之蔬草”赈灾；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