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行为的理性与决策心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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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管理行为的理性与决策心理学　　管理理论的关注焦点，是人类社会行为中的理性和非理性层面的分界线。管理理论尤其是关于刻意理性和有限理性的理论，也就是关于因为最优化的不可及，退而求满意决策的理论。　　管理决策的正确性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如果它选择适当的手段来达到指定的目的就是正确的。理性管理者主要关注如何选择有效手段。要建立一种管理理论，必须进一步考察理性的概念，尤其必须要彻底澄清“选择有效手段”的含义。这个概念的澄清过程，对于理解管理理论的两个核心概念“效率”和“协调”非常有益。　　我们先来考察决策的客观环境，以及做出抉择的实际后果。抉择只要是理性的并且其客观条件是可认知的，

2、它就是从多个备选方案中选出其中一个的过程。由于各备选方案的实施后果不同，所以对决策客观环境的分析，主要就是指研究抉择的各种可变的后果。　　由于人们不可能永远都是理性的(功利主义的政治理论和古典经济理论的大部分内容当中呈现明显的“理性主义”偏向)，因此在管理中就会出现决策的优劣之分，研究决策的优劣程度就有了必要。　　“事实和价值”同“手段和目的”有关系。在决策过程中，只有具有达到预期目的的适当手段的方案才能入选成为备选方案。但是目的本身，往往只是帮助更远大目标的实现。因此，就出现了目标系列或目标层级的概念。而理性必然同构建这种手段—目的链有关。　　即使发生在生理层次上，手段

3、—目的关系也是起到整合行为的作用。在这个层次上，肌肉张力的协调是(一种手段)为了执行简单的生理动作，如行走，伸手拿一样东西，将眼光转移到某件物体上。这些简单的动作对于成年人来说在很大程度上是无意识和自动进行的;但是儿童必须费很大力气去学习，这种学习虽然不是反射行为，但实质上完全类似于成年人在手段—目的情形下的学习。　　但是迈步或抓住某个东西，这些动作本身通常又是达到下一个目的的手段。要确定哪些目的是这些动作本身所追求的最终目的，追求哪些目的是为了实现下一个目的而使用的手段，最明显的方法是：让行动主体处于在矛盾的目的之间必须做出选择的情境当中。　　某些目标必须依赖于其他一些

4、更远大的目标才能发挥作用。这个事实导致目标的层级式结构，每一层相对于其下层都是目的，相对于其上层又是手段。通过目的的层级结构，行为得以保持完整性和一致性，因为每个备选行动方案都使用综合的价值尺度即“最终”目的来权衡。但是真实行为几乎达不到高度自觉的整合。因为有意识动机的结构不是单一的分支层级式，而通常是错综复杂的网络式，更确切地说，是只有微弱和不完整关联性的要素集。随着目的层级上的等级逐渐提高(就是说有更远大的目的)，这些要素的整合程度也逐渐减弱。　　手段和目的的层级结构既是个人行为的特征也是组织行为的特征。实际上，目的型组织的专业化分工模式，也就是与目标实现的手段和目的

5、体系保持一致的组织结构安排。因此，消防部门的目的是减少火灾损失，但是实现这个目的的手段则是防火和灭火。这两种主要手段在组织结构中一般分别由防火局和灭火队来实现。我们发现，由于后者必须散布在城市的各个分区才能达到目的，所以该单位的下一层组织单位是按照地点进行专业化分工的。　　无论是对于个人行为还是对于组织行为来说，手段—目的层级结构一般都不是完全联系在一起的整合链。组织活动和最终目标之间的关系往往很模糊，要么这些最终目标没有完全形成，要么在最终目标中或实现最终目标的手段中，存在内在的冲突和矛盾。例如，公共工程管理署由于把“政府投资”和“失业直接救济”这两个相互冲突的目标同时

6、当做该机构的目标，因此使得其决策复杂化了。战时生产委员会制定决策时，也必须在战争需求和平民需求之间取得平衡。　　组织的手段—目的层级缺乏完整性，有时是因为政策制定机关拒绝确定一个政策“热”点，比方说，国会拒绝确定家庭身份和职业在延缓服兵役中的相对重要性。手段—目的联系本身有时就很模糊。比方说，“军队的目标就是打败敌人”这种说法，在实现该目的的正确战略上给人们留下了很大的争吵和冲突的余地。说到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联想到的就是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先打德国”与“先打日本”两个派系之间的辩论。　　考虑这些手段—目的关系，组织和个人都不能完全地整合自身的行为。但是，行为中的理性

7、，恰好就体现在刚才描述过的那种不完整，有时还不一致的层级中。　　用手段—目的层级对理性行为进行分析时，要小心谨慎，否则可能得出错误的结论。　　首先，如果不考虑其他行动方案可以达到的目的，那么我们对选择某特定行为方案能达到的目的的陈述就会是片面的、错误的。在选择某桥梁的设计方案时，仅知道悬臂设计能够达到为河流架桥的目的是不够的，抉择是否明智，还取决于悬臂设计是否比吊桥、高架桥或其他设计方案更有效更经济。理性的决策始终需要根据各种可行手段分别实现的目的，对这些手段进行比较。这意思就是说“效率”(也就是说，使用有限的手段实现最大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