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通货膨胀一般对策纵观世界各国治理通货膨胀的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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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治理通货膨胀一般对策纵观世界各国治理通货膨胀的实践，不外乎采取以下手段:1.紧缩性货币政策。货币政策，也就是金融政策，是中央银行为实现其特定的经济目标而采用的各种调节货币供给量或信用量的方针和措施的总称。货币政策的主要内容:①信贷政策。指中央银行为控制信用而采用的方针和各种措施.具体又包括贴现政策、法定存款准备金政策、公开市场业务。②利率政策。指中央银行控制和调节市场利率的方针和各项措施。一方面控制和调节市场利率的一般水平，使市场利率高低反映社会资金供求状况;另一方面，调整和控制整个社会的利率结构，以便使社会资金在合理的资金价格体系指导下有效地分配③货币供给量的控制。通货膨胀的原因之一是流通中的纸币发行过多，超过了其需要量。因此，抑制通货膨胀就要控制货币发行2.紧缩性财政政策二所谓财政政策即指政府根据既定目标通过财政收入和支出的变动以影响宏观经济水平的经济政策。财政政策分为扩张性财政政策和紧缩性财政政策。前者是增加政府支出减少政府收入;后者是减少政府支出，增加政府收入，从而抑制总支出。紧缩性财政政策的主要内容有:①削减政府预算，限制公共事业投资。②降低政府转移支付水平，减少社会福利费用。③增税。④发行公债，以弥补政府支出与税收之间的差额，减轻市场压力。⑤开征特别消费税。3.收入政策。收入政策是国家为了降低物价水平的上涨幅度而采取的强制性或非强制性的限制货币工资和价格的政策，目的在于控制通货膨胀而又不引起相应的失业上升。收入政策措施主要包括:确定工资—物价指导线;工资管制;冻结物价。4.收人指数化政策。一般被当作一种适应性反通货膨胀政策。所谓收入指数化就是工资、利息、各种债券收益以及其他收入随物价的变动而变动的措施。其内容包括:①工资指数化，指工资按一定的指数伴随物价涨幅而增加;②工资与物价挂钩，即把工资的增长与物价的增长联系起来;③债券收益指数化。5.外汇政策。指中央银行控制和调节外汇行市及汇率，实行外汇管制、控制国际资本流动、平衡国际收支的方针及各种措施。其主要内容有:①控制和调节外汇行市以稳定汇率;②实行外汇管制以稳定货币汇率并控制资本的出入;③保持合理的外汇储备以维持国际清偿能力;④控制外汇市场交易以维护外汇市场的稳定。6.人力政策。就是通过改进劳工市场运行，消除劳工市场的不完全性;促进人力资源的适当开发，以便作为减低失业率的一种手段。7.物价管制。就是政府当局规定物价上涨的上限。8.增加有效供给的政策。这是一种长期的反通货膨胀措施。9.其他反通货膨胀措施。主要有:①反托拉斯和垄断行为;②强制性的行政干预;③实行币制改革。90年代以来，随着“休克疗法”的实施和经济体制的急剧转型，俄罗斯经济陷入严重的危机和混乱状态。其中，最突出的表现就是通货膨胀恶性发作，通货膨胀率急剧升高。1991年，俄罗斯通货膨胀率高达100％，1992年猛增到1468％，1993年仍居高不下，达875％。高得如此惊人的通货膨胀率给俄罗斯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使经济社会剧烈震荡。从1994年开始，俄罗斯政府加强了对经济宏观调控的力度，大力推行紧缩财政货币政策，重点治理通货膨胀，取得了明显的绩效。1994年，俄罗斯通货膨胀率下降到303％，1995年进一步降到约130％，1996年春已降到月均2—3％，全年通货膨胀率可控制在30％左右。这可以说是一个了不起的成绩。一、对策与绩效俄罗斯发生的恶性通货膨胀，与其90年代初推行的“激进改革”直接相关，这次改革采用“休克疗法”，以国民经济私有化、市场化为目标，全面放开商品价格。1992年1月2日，俄罗斯政府放开了约90％的零售价格和约80％的批发价格，开始实施价格自由化方针。  治理通货膨胀一般对策纵观世界各国治理通货膨胀的实践，不外乎采取以下手段:1.紧缩性货币政策。货币政策，也就是金融政策，是中央银行为实现其特定的经济目标而采用的各种调节货币供给量或信用量的方针和措施的总称。货币政策的主要内容:①信贷政策。指中央银行为控制信用而采用的方针和各种措施.具体又包括贴现政策、法定存款准备金政策、公开市场业务。②利率政策。指中央银行控制和调节市场利率的方针和各项措施。一方面控制和调节市场利率的一般水平，使市场利率高低反映社会资金供求状况;另一方面，调整和控制整个社会的利率结构，以便使社会资金在合理的资金价格体系指导下有效地分配③货币供给量的控制。通货膨胀的原因之一是流通中的纸币发行过多，超过了其需要量。因此，抑制通货膨胀就要控制货币发行2.紧缩性财政政策二所谓财政政策即指政府根据既定目标通过财政收入和支出的变动以影响宏观经济水平的经济政策。财政政策分为扩张性财政政策和紧缩性财政政策。前者是增加政府支出减少政府收入;后者是减少政府支出，增加政府收入，从而抑制总支出。紧缩性财政政策的主要内容有:①削减政府预算，限制公共事业投资。②降低政府转移支付水平，减少社会福利费用。③增税。④发行公债，以弥补政府支出与税收之间的差额，减轻市场压力。⑤开征特别消费税。3.收入政策。收入政策是国家为了降低物价水平的上涨幅度而采取的强制性或非强制性的限制货币工资和价格的政策，目的在于控制通货膨胀而又不引起相应的失业上升。收入政策措施主要包括:确定工资—物价指导线;工资管制;冻结物价。4.收人指数化政策。一般被当作一种适应性反通货膨胀政策。所谓收入指数化就是工资、利息、各种债券收益以及其他收入随物价的变动而变动的措施。其内容包括:①工资指数化，指工资按一定的指数伴随物价涨幅而增加;②工资与物价挂钩，即把工资的增长与物价的增长联系起来;③债券收益指数化。5.外汇政策。指中央银行控制和调节外汇行市及汇率，实行外汇管制、控制国际资本流动、平衡国际收支的方针及各种措施。其主要内容有:①控制和调节外汇行市以稳定汇率;②实行外汇管制以稳定货币汇率并控制资本的出入;③保持合理的外汇储备以维持国际清偿能力;④控制外汇市场交易以维护外汇市场的稳定。6.人力政策。就是通过改进劳工市场运行，消除劳工市场的不完全性;促进人力资源的适当开发，以便作为减低失业率的一种手段。7.物价管制。就是政府当局规定物价上涨的上限。8.增加有效供给的政策。这是一种长期的反通货膨胀措施。9.其他反通货膨胀措施。主要有:①反托拉斯和垄断行为;②强制性的行政干预;③实行币制改革。90年代以来，随着“休克疗法”的实施和经济体制的急剧转型，俄罗斯经济陷入严重的危机和混乱状态。其中，最突出的表现就是通货膨胀恶性发作，通货膨胀率急剧升高。1991年，俄罗斯通货膨胀率高达100％，1992年猛增到1468％，1993年仍居高不下，达875％。高得如此惊人的通货膨胀率给俄罗斯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使经济社会剧烈震荡。从1994年开始，俄罗斯政府加强了对经济宏观调控的力度，大力推行紧缩财政货币政策，重点治理通货膨胀，取得了明显的绩效。1994年，俄罗斯通货膨胀率下降到303％，1995年进一步降到约130％，1996年春已降到月均2—3％，全年通货膨胀率可控制在30％左右。这可以说是一个了不起的成绩。一、对策与绩效俄罗斯发生的恶性通货膨胀，与其90年代初推行的“激进改革”直接相关，这次改革采用“休克疗法”，以国民经济私有化、市场化为目标，全面放开商品价格。1992年1月2日，俄罗斯政府放开了约90％的零售价格和约80％的批发价格，开始实施价格自由化方针。  治理通货膨胀一般对策纵观世界各国治理通货膨胀的实践，不外乎采取以下手段:1.紧缩性货币政策。货币政策，也就是金融政策，是中央银行为实现其特定的经济目标而采用的各种调节货币供给量或信用量的方针和措施的总称。货币政策的主要内容:①信贷政策。指中央银行为控制信用而采用的方针和各种措施.具体又包括贴现政策、法定存款准备金政策、公开市场业务。②利率政策。指中央银行控制和调节市场利率的方针和各项措施。一方面控制和调节市场利率的一般水平，使市场利率高低反映社会资金供求状况;另一方面，调整和控制整个社会的利率结构，以便使社会资金在合理的资金价格体系指导下有效地分配③货币供给量的控制。通货膨胀的原因之一是流通中的纸币发行过多，超过了其需要量。因此，抑制通货膨胀就要控制货币发行2.紧缩性财政政策二所谓财政政策即指政府根据既定目标通过财政收入和支出的变动以影响宏观经济水平的经济政策。财政政策分为扩张性财政政策和紧缩性财政政策。前者是增加政府支出减少政府收入;后者是减少政府支出，增加政府收入，从而抑制总支出。紧缩性财政政策的主要内容有:①削减政府预算，限制公共事业投资。②降低政府转移支付水平，减少社会福利费用。③增税。④发行公债，以弥补政府支出与税收之间的差额，减轻市场压力。⑤开征特别消费税。3.收入政策。收入政策是国家为了降低物价水平的上涨幅度而采取的强制性或非强制性的限制货币工资和价格的政策，目的在于控制通货膨胀而又不引起相应的失业上升。收入政策措施主要包括:确定工资—物价指导线;工资管制;冻结物价。4.收人指数化政策。一般被当作一种适应性反通货膨胀政策。所谓收入指数化就是工资、利息、各种债券收益以及其他收入随物价的变动而变动的措施。其内容包括:①工资指数化，指工资按一定的指数伴随物价涨幅而增加;②工资与物价挂钩，即把工资的增长与物价的增长联系起来;③债券收益指数化。5.外汇政策。指中央银行控制和调节外汇行市及汇率，实行外汇管制、控制国际资本流动、平衡国际收支的方针及各种措施。其主要内容有:①控制和调节外汇行市以稳定汇率;②实行外汇管制以稳定货币汇率并控制资本的出入;③保持合理的外汇储备以维持国际清偿能力;④控制外汇市场交易以维护外汇市场的稳定。6.人力政策。就是通过改进劳工市场运行，消除劳工市场的不完全性;促进人力资源的适当开发，以便作为减低失业率的一种手段。7.物价管制。就是政府当局规定物价上涨的上限。8.增加有效供给的政策。这是一种长期的反通货膨胀措施。9.其他反通货膨胀措施。主要有:①反托拉斯和垄断行为;②强制性的行政干预;③实行币制改革。90年代以来，随着“休克疗法”的实施和经济体制的急剧转型，俄罗斯经济陷入严重的危机和混乱状态。其中，最突出的表现就是通货膨胀恶性发作，通货膨胀率急剧升高。1991年，俄罗斯通货膨胀率高达100％，1992年猛增到1468％，1993年仍居高不下，达875％。高得如此惊人的通货膨胀率给俄罗斯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使经济社会剧烈震荡。从1994年开始，俄罗斯政府加强了对经济宏观调控的力度，大力推行紧缩财政货币政策，重点治理通货膨胀，取得了明显的绩效。1994年，俄罗斯通货膨胀率下降到303％，1995年进一步降到约130％，1996年春已降到月均2—3％，全年通货膨胀率可控制在30％左右。这可以说是一个了不起的成绩。一、对策与绩效俄罗斯发生的恶性通货膨胀，与其90年代初推行的“激进改革”直接相关，这次改革采用“休克疗法”，以国民经济私有化、市场化为目标，全面放开商品价格。1992年1月2日，俄罗斯政府放开了约90％的零售价格和约80％的批发价格，开始实施价格自由化方针。  治理通货膨胀一般对策纵观世界各国治理通货膨胀的实践，不外乎采取以下手段:1.紧缩性货币政策。货币政策，也就是金融政策，是中央银行为实现其特定的经济目标而采用的各种调节货币供给量或信用量的方针和措施的总称。货币政策的主要内容:①信贷政策。指中央银行为控制信用而采用的方针和各种措施.具体又包括贴现政策、法定存款准备金政策、公开市场业务。②利率政策。指中央银行控制和调节市场利率的方针和各项措施。一方面控制和调节市场利率的一般水平，使市场利率高低反映社会资金供求状况;另一方面，调整和控制整个社会的利率结构，以便使社会资金在合理的资金价格体系指导下有效地分配③货币供给量的控制。通货膨胀的原因之一是流通中的纸币发行过多，超过了其需要量。因此，抑制通货膨胀就要控制货币发行2.紧缩性财政政策二所谓财政政策即指政府根据既定目标通过财政收入和支出的变动以影响宏观经济水平的经济政策。财政政策分为扩张性财政政策和紧缩性财政政策。前者是增加政府支出减少政府收入;后者是减少政府支出，增加政府收入，从而抑制总支出。紧缩性财政政策的主要内容有:①削减政府预算，限制公共事业投资。②降低政府转移支付水平，减少社会福利费用。③增税。④发行公债，以弥补政府支出与税收之间的差额，减轻市场压力。⑤开征特别消费税。3.收入政策。收入政策是国家为了降低物价水平的上涨幅度而采取的强制性或非强制性的限制货币工资和价格的政策，目的在于控制通货膨胀而又不引起相应的失业上升。收入政策措施主要包括:确定工资—物价指导线;工资管制;冻结物价。4.收人指数化政策。一般被当作一种适应性反通货膨胀政策。所谓收入指数化就是工资、利息、各种债券收益以及其他收入随物价的变动而变动的措施。其内容包括:①工资指数化，指工资按一定的指数伴随物价涨幅而增加;②工资与物价挂钩，即把工资的增长与物价的增长联系起来;③债券收益指数化。5.外汇政策。指中央银行控制和调节外汇行市及汇率，实行外汇管制、控制国际资本流动、平衡国际收支的方针及各种措施。其主要内容有:①控制和调节外汇行市以稳定汇率;②实行外汇管制以稳定货币汇率并控制资本的出入;③保持合理的外汇储备以维持国际清偿能力;④控制外汇市场交易以维护外汇市场的稳定。6.人力政策。就是通过改进劳工市场运行，消除劳工市场的不完全性;促进人力资源的适当开发，以便作为减低失业率的一种手段。7.物价管制。就是政府当局规定物价上涨的上限。8.增加有效供给的政策。这是一种长期的反通货膨胀措施。9.其他反通货膨胀措施。主要有:①反托拉斯和垄断行为;②强制性的行政干预;③实行币制改革。90年代以来，随着“休克疗法”的实施和经济体制的急剧转型，俄罗斯经济陷入严重的危机和混乱状态。其中，最突出的表现就是通货膨胀恶性发作，通货膨胀率急剧升高。1991年，俄罗斯通货膨胀率高达100％，1992年猛增到1468％，1993年仍居高不下，达875％。高得如此惊人的通货膨胀率给俄罗斯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使经济社会剧烈震荡。从1994年开始，俄罗斯政府加强了对经济宏观调控的力度，大力推行紧缩财政货币政策，重点治理通货膨胀，取得了明显的绩效。1994年，俄罗斯通货膨胀率下降到303％，1995年进一步降到约130％，1996年春已降到月均2—3％，全年通货膨胀率可控制在30％左右。这可以说是一个了不起的成绩。一、对策与绩效俄罗斯发生的恶性通货膨胀，与其90年代初推行的“激进改革”直接相关，这次改革采用“休克疗法”，以国民经济私有化、市场化为目标，全面放开商品价格。1992年1月2日，俄罗斯政府放开了约90％的零售价格和约80％的批发价格，开始实施价格自由化方针。  治理通货膨胀一般对策纵观世界各国治理通货膨胀的实践，不外乎采取以下手段:1.紧缩性货币政策。货币政策，也就是金融政策，是中央银行为实现其特定的经济目标而采用的各种调节货币供给量或信用量的方针和措施的总称。货币政策的主要内容:①信贷政策。指中央银行为控制信用而采用的方针和各种措施.具体又包括贴现政策、法定存款准备金政策、公开市场业务。②利率政策。指中央银行控制和调节市场利率的方针和各项措施。一方面控制和调节市场利率的一般水平，使市场利率高低反映社会资金供求状况;另一方面，调整和控制整个社会的利率结构，以便使社会资金在合理的资金价格体系指导下有效地分配③货币供给量的控制。通货膨胀的原因之一是流通中的纸币发行过多，超过了其需要量。因此，抑制通货膨胀就要控制货币发行2.紧缩性财政政策二所谓财政政策即指政府根据既定目标通过财政收入和支出的变动以影响宏观经济水平的经济政策。财政政策分为扩张性财政政策和紧缩性财政政策。前者是增加政府支出减少政府收入;后者是减少政府支出，增加政府收入，从而抑制总支出。紧缩性财政政策的主要内容有:①削减政府预算，限制公共事业投资。②降低政府转移支付水平，减少社会福利费用。③增税。④发行公债，以弥补政府支出与税收之间的差额，减轻市场压力。⑤开征特别消费税。3.收入政策。收入政策是国家为了降低物价水平的上涨幅度而采取的强制性或非强制性的限制货币工资和价格的政策，目的在于控制通货膨胀而又不引起相应的失业上升。收入政策措施主要包括:确定工资—物价指导线;工资管制;冻结物价。4.收人指数化政策。一般被当作一种适应性反通货膨胀政策。所谓收入指数化就是工资、利息、各种债券收益以及其他收入随物价的变动而变动的措施。其内容包括:①工资指数化，指工资按一定的指数伴随物价涨幅而增加;②工资与物价挂钩，即把工资的增长与物价的增长联系起来;③债券收益指数化。5.外汇政策。指中央银行控制和调节外汇行市及汇率，实行外汇管制、控制国际资本流动、平衡国际收支的方针及各种措施。其主要内容有:①控制和调节外汇行市以稳定汇率;②实行外汇管制以稳定货币汇率并控制资本的出入;③保持合理的外汇储备以维持国际清偿能力;④控制外汇市场交易以维护外汇市场的稳定。6.人力政策。就是通过改进劳工市场运行，消除劳工市场的不完全性;促进人力资源的适当开发，以便作为减低失业率的一种手段。7.物价管制。就是政府当局规定物价上涨的上限。8.增加有效供给的政策。这是一种长期的反通货膨胀措施。9.其他反通货膨胀措施。主要有:①反托拉斯和垄断行为;②强制性的行政干预;③实行币制改革。90年代以来，随着“休克疗法”的实施和经济体制的急剧转型，俄罗斯经济陷入严重的危机和混乱状态。其中，最突出的表现就是通货膨胀恶性发作，通货膨胀率急剧升高。1991年，俄罗斯通货膨胀率高达100％，1992年猛增到1468％，1993年仍居高不下，达875％。高得如此惊人的通货膨胀率给俄罗斯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使经济社会剧烈震荡。从1994年开始，俄罗斯政府加强了对经济宏观调控的力度，大力推行紧缩财政货币政策，重点治理通货膨胀，取得了明显的绩效。1994年，俄罗斯通货膨胀率下降到303％，1995年进一步降到约130％，1996年春已降到月均2—3％，全年通货膨胀率可控制在30％左右。这可以说是一个了不起的成绩。一、对策与绩效俄罗斯发生的恶性通货膨胀，与其90年代初推行的“激进改革”直接相关，这次改革采用“休克疗法”，以国民经济私有化、市场化为目标，全面放开商品价格。1992年1月2日，俄罗斯政府放开了约90％的零售价格和约80％的批发价格，开始实施价格自由化方针。  治理通货膨胀一般对策纵观世界各国治理通货膨胀的实践，不外乎采取以下手段:1.紧缩性货币政策。货币政策，也就是金融政策，是中央银行为实现其特定的经济目标而采用的各种调节货币供给量或信用量的方针和措施的总称。货币政策的主要内容:①信贷政策。指中央银行为控制信用而采用的方针和各种措施.具体又包括贴现政策、法定存款准备金政策、公开市场业务。②利率政策。指中央银行控制和调节市场利率的方针和各项措施。一方面控制和调节市场利率的一般水平，使市场利率高低反映社会资金供求状况;另一方面，调整和控制整个社会的利率结构，以便使社会资金在合理的资金价格体系指导下有效地分配③货币供给量的控制。通货膨胀的原因之一是流通中的纸币发行过多，超过了其需要量。因此，抑制通货膨胀就要控制货币发行2.紧缩性财政政策二所谓财政政策即指政府根据既定目标通过财政收入和支出的变动以影响宏观经济水平的经济政策。财政政策分为扩张性财政政策和紧缩性财政政策。前者是增加政府支出减少政府收入;后者是减少政府支出，增加政府收入，从而抑制总支出。紧缩性财政政策的主要内容有:①削减政府预算，限制公共事业投资。②降低政府转移支付水平，减少社会福利费用。③增税。④发行公债，以弥补政府支出与税收之间的差额，减轻市场压力。⑤开征特别消费税。3.收入政策。收入政策是国家为了降低物价水平的上涨幅度而采取的强制性或非强制性的限制货币工资和价格的政策，目的在于控制通货膨胀而又不引起相应的失业上升。收入政策措施主要包括:确定工资—物价指导线;工资管制;冻结物价。4.收人指数化政策。一般被当作一种适应性反通货膨胀政策。所谓收入指数化就是工资、利息、各种债券收益以及其他收入随物价的变动而变动的措施。其内容包括:①工资指数化，指工资按一定的指数伴随物价涨幅而增加;②工资与物价挂钩，即把工资的增长与物价的增长联系起来;③债券收益指数化。5.外汇政策。指中央银行控制和调节外汇行市及汇率，实行外汇管制、控制国际资本流动、平衡国际收支的方针及各种措施。其主要内容有:①控制和调节外汇行市以稳定汇率;②实行外汇管制以稳定货币汇率并控制资本的出入;③保持合理的外汇储备以维持国际清偿能力;④控制外汇市场交易以维护外汇市场的稳定。6.人力政策。就是通过改进劳工市场运行，消除劳工市场的不完全性;促进人力资源的适当开发，以便作为减低失业率的一种手段。7.物价管制。就是政府当局规定物价上涨的上限。8.增加有效供给的政策。这是一种长期的反通货膨胀措施。9.其他反通货膨胀措施。主要有:①反托拉斯和垄断行为;②强制性的行政干预;③实行币制改革。90年代以来，随着“休克疗法”的实施和经济体制的急剧转型，俄罗斯经济陷入严重的危机和混乱状态。其中，最突出的表现就是通货膨胀恶性发作，通货膨胀率急剧升高。1991年，俄罗斯通货膨胀率高达100％，1992年猛增到1468％，1993年仍居高不下，达875％。高得如此惊人的通货膨胀率给俄罗斯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使经济社会剧烈震荡。从1994年开始，俄罗斯政府加强了对经济宏观调控的力度，大力推行紧缩财政货币政策，重点治理通货膨胀，取得了明显的绩效。1994年，俄罗斯通货膨胀率下降到303％，1995年进一步降到约130％，1996年春已降到月均2—3％，全年通货膨胀率可控制在30％左右。这可以说是一个了不起的成绩。一、对策与绩效俄罗斯发生的恶性通货膨胀，与其90年代初推行的“激进改革”直接相关，这次改革采用“休克疗法”，以国民经济私有化、市场化为目标，全面放开商品价格。1992年1月2日，俄罗斯政府放开了约90％的零售价格和约80％的批发价格，开始实施价格自由化方针。 前苏联控制物价长达60多年，“一步到位”放开物价，久压的物价必然要反弹。因此，俄罗斯出现高通货膨胀具有一定的必然性，它是完全放开商品价格的必然结果，是经济制度与体制换型的必然产物。通货膨胀作为一种社会经济现象，其发生是由多种因素促成的。从经济上讲，它是国民经济运行严重失衡的综合反映，与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密切相关。俄罗斯政府为遏制高通货膨胀率，从稳定国民经济、稳定社会的大局出发，采取一系列对策，进行综合治理。（一）削减财政赤字，严控货币超经济发行。财政收支严重失衡，出现巨额赤字是俄罗斯通货膨胀的重要原因之一。1991年俄财政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为2.9％，1992年上升到3.6％，1993年增加到4.9％，1994年高达9.9％。这期间，国家为弥补财政赤字，不得不搞货币的超经济发行。1991年俄罗斯货币发行量仅为893亿卢布，1992年上升到15,130亿卢布，1993年猛增到109,048亿卢布，1994年高达231,699亿卢布〔2〕。这其中包含为弥补财政赤字而发行的大量货币。为稳定货币、控制物价，俄政府自1995年起开始严格控制货币发行，通过发行债券来弥补财政赤字。在1994年发行20万亿卢布国家短期债券基础上，1995年再发行30万亿卢布的短期债券。此外，国家同商业银行还建立了债务贷款制度。国家以黄金作抵押，向商业银行举借债务，1995年约举借了30.6万亿卢布（合70多亿美元）的债务。财政赤字不再由中央银行通过货币发行来弥补，这就有效地制止了通货膨胀率的上升。（二）取消对无效率的国有企业的财政补贴。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俄罗斯国有企业由国家统负盈亏，企业缺乏自主权，没有生产经营积极性，致使大部分企业经济效率低下，陷入亏损状态。1994年，俄罗斯国民经济中亏损企业的比重达27.9％，亏损额约13万亿卢布，其中工业亏损企业比重达23.3％，公共事业和生活服务领域亏损企业高达43％。为弥补国有企业的亏损，国家财政每年都支付巨额补贴，长久累积，补贴数额越来越大，俄政府早已不堪重负。为此，通过私有化、股份制改造，俄罗斯将大批国有企业推向市场，让其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这就大大减少了国家的财政支出，为实现预算收支平衡，抑制通货膨胀创造了有利条件。（三）削减军事开支，启动军转民机制。前苏联推行世界霸权主义，国民经济基本上军事化。作为前苏联的一个继承国俄罗斯，其国有企业约有3/4与军事工业有关。为缩减国家军事开支，俄政府一方面放弃了霸权主义政策，开展和平外交，与邻国（包括中国）实行睦邻友好政策，削减了军队；另一方面缩减武器生产，开展军转民生产。尽管此项工作进展十分艰难，但毕竟已经起步，1992年俄罗斯国家军事订货一下子就减少了67％，以后每年都继续减少。（四）加强国家对金融市场的管理与调控。俄罗斯与推行经济私有化、市场化相匹配，实行金融自由化，已出现近2000家私人商业银行。通货膨胀的发生使得原来已经比较混乱的金融秩序更加难以管理与调控。为了把极高的通货膨胀率压下来，俄罗斯政府下大力气整顿金融秩序，主要措施有：1.打击金融投机活动。90年代以来，俄罗斯国内炒股票、炒债券、炒房地产、炒外汇等活动十分猖獗，且“黑市交易”比比皆是。少数投机者借通货膨胀之机大发不义之财。“恶性通货膨胀的最严重后果之一便是以牺牲普通公民的利益为代价而养肥了投机者和奸商。”〔3〕为了保护普通公民的基本利益，俄罗斯政府出台了一系列限制与打击投机活动的法规及政策。2.整顿金融组织机构。在俄罗斯计划金融体制向市场金融体制转轨过程中，曾一度出现“体制真空” ，在此期间，国家金融市场陷入严重混乱状态。在混乱中，一些政府机构和官员利用手中的权力和“关系网”从事经商活动，积累了资本。由于从事金融业比经商更有利可图，他们纷纷成立所谓“股份”性质的金融组织，搞起了投资贷款。这些金融组织的贷款利率远远高于中央银行的贷款利率，只要能从中央银行骗取贷款就能转手获取大利。如1992年，俄罗斯中央银行的利率是120％，而它们的贷款利率是240—300％，从利率差距中轻而易举地赚了大钱。俄政府已开始对大量非法金融机构进行认真核查与清理，依法取缔那些非法金融组织和机构。3.“搞汇率走廊”，限定卢布对美元的汇率。卢布汇率大幅度降低，既是高通货膨胀的结果和反映，也是加剧通货膨胀的一个重要因素。1992年前，卢布与美元比价为90:1，此后连年大幅度下跌，1994年10月11日引发了被称为“黑色星期一”的暴跌事件，卢布对美元的比价下跌至4000:1。这一恶性事件导致当时的俄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行长下台。为了稳定金融市场，俄政府果断实施“汇率走廊”政策，从1995年7月6日起把卢布对美元的汇率限定在4300—4800:1，大体保持在4500卢布兑1美元的水平上。这样做，既可以打击外汇投机商，稳定汇率，又可以把金融机构的自由资金引到国债上，有助于平衡国家的财政收支，降低国民对通货膨胀的心理预期，从而达到控制通货膨胀的目的。（五）靠扩大出口创汇，大量进口消费品。几十年来俄罗斯一直坚持生产资料生产优先增长，导致重工业过重、轻工业过轻的畸形生产结构，国内市场消费品供应短缺。通货膨胀一发生，消费品价格上涨过猛，不仅直接影响居民的生活，而且使公众对政府产生不信任感，直接危及社会稳定。为了控制政局、稳定人民生活，俄政府通过扩大军品、能源及原材料（石油、木材等）的出口，换取更多外汇，大量进口消费品；或以易货贸易方式，换取国内急需日用工业品。目前，俄罗斯市场上54％的食品来自进口，大部分是靠外汇换取的。上述对策的实施，在实践中已产生明显效果：1.止住生产下降趋势，部分工业部门出现增长势头。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连续3年以两位数的速度下降，1992年比1991年下降19％，1993年比1992年下降12％，1-994年比1993年又下降15％。1995年下降势头趋缓，仅比1994年下降4％。同时，一些工业部门生产出现增长的好兆头，如黑色冶金工业增长9—10％，有色冶金工业增长1—2％，石油化学工业增长11—12％。1996年1—2月，机械工业增长26％，建筑材料和食品工业增长14％左右。2.产业结构有所调整。轻工业发展加快，重工业比重有所下降，畸形的生产结构有所改变。第三产业发展较为迅速，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已由1993年的43％提高到1995年的51.5％。这说明俄罗斯的消费品和服市场的供求状况有明显的改善，需求结构与产业结构的尖锐矛盾有所缓和。3.外贸得到恢复和增长。1991年“经互会”解散和苏联解体，使得俄罗斯与“经互会”其他成员国及独联体其他国家的经济联系一度中断，影响了其对外贸易的发展。1993年，俄罗斯与欧洲及独联体其他国家的经贸关系得以恢复和发展。1994年俄外贸出口达480亿美元，比1992年424亿美元增长1倍多，并且，这一年外贸顺差达198亿美元。1995年前10个月与上年同期相比，外贸总额增长20％，其中出口649亿美元，进口470亿美元，顺差仍达179亿美元。巨额外贸顺差，对抑制国内高通货膨胀起到了重要作用。二、成本与代价俄罗斯治理通货膨胀所取得的绩效，是以十分高昂的成本与代价换取的。这种沉重的代价，会长久地影响俄罗斯经济的运行和发展。（一）社会生产大幅度下降，进而转向长久的停滞。1. 过度紧缩财政大大缩小了基本建设投资规模，而基本建设投资的锐减必然导致生产下降。1992—1994年，俄罗斯基本建设投资分别比上年下降45％、16％、27％，1994年的生产性投资也大体只相当于1990年的30％。在此期间，国内生产总值以年平均12.7％的速度下降，其中工业生产年平均下降15.5％，农业生产下降比工业生产还严重，1995年工业生产总值下降4％，而农业生产总值竟下降8％。2.过度紧缩货币，大量减少货币供给，必然使企业资金严重短缺，陷入“三角债”危机。企业流动资金短缺，使企业连维持简单再生产所必需的原材料及辅助材料也无力购买，陷入停产、半停产状态。企业技术改造资金短缺，使企业早已陈旧落后的技术设备难以得到更新和改造，降低了劳动生产率。企业资金短缺，还会使企业之间互相拖欠债务，形成难以解决的“三角债”，陷入严重的债务危机。俄罗斯债务拖欠总额，1992年夏为4万亿卢布，1993年6月上升到10万亿卢布，1994年12月猛增到85万亿卢布，1995年竟高达300万亿卢布。不仅企业之间互相拖欠，而且企业与银行、银行与银行及企业与各种非银行金融机构之间也互相拖欠债务。更为严重的是，国家和企业大量拖欠职工工资，使得深受通货膨胀、物价上涨之苦的职工，连基本生活都难以维持。3.紧缩财政货币政策的实施，使企业增加了税收负担，减少了企业盈利，从而无力增加生产。俄罗斯增加预算收入，主要靠增税。由于对非国有中小企业实行税收优惠，私有化企业又大量偷税漏税，增加税收收入不得不依靠提高税率，而税率的普遍提高，又直接影响生产，尤其是使国有大中型企业生产陷入困境。俄罗斯工业企业成本盈利率，1992年为40.4％，1993年下降为32.3％，1994年进一步下降到16.0％。另外，俄罗斯企业利润的70—80％被纳入国家预算，企业所剩无几，这大大限制了企业的技术改造与扩大再生产的能力，使企业丧失持续发展的后劲，进而陷入停滞不前状态。（二）通货膨胀与生产下降、停滞并存，并与失业增加、人民收入两极分化相互交织。实施过度紧缩的财政货币政策，尽管把过高的通货膨胀率在短时期内强行压下来，但它是以生产下降和停滞为代价的。而且通货膨胀并没有从根本上消除，其反弹的因素依然存在并发生作用。尤其是生产的下降和停滞，导致市场商品供给总量的减少及供给结构的失衡，达到一定程度，还会使通货膨胀率升高。不仅如此，生产的下降和停滞，还直接导致职工失业人数增加，收入水平下降。1992年，俄罗斯失业率为0.8％，1994年增加到2.1％〔4〕。1994年，全俄包括隐性失业在内的总失业人数达1200多万人。1992—1995年居民生活水平比1991年下降1/3。收入低于最低生活费标准的贫困人口，1995年达到3660万人，占全俄总人口的25％左右。与此同时，俄罗斯少数官员、厂长、经理及持有一定特权的人，借经济私有化与通货膨胀之机，钻各种法律和政策的“空子”，大搞权钱交易，迅速暴富。据有关资料揭露，目前仅在莫斯科就有1000多人拥有150多万美元资产，有20多人拥有5亿美元资产。俄罗斯治理通货膨胀的种种措施，非但没有使收入两极分化的现象得以收敛，反而出现进一步加剧与扩大的趋势。（三）国有资产大量流失。靠私有化增加国家财政收入，是俄罗斯推行紧缩财政货币政策，治理通货膨胀的重要内容和手段。俄罗斯政府原以为私有化收入会大大弥补国家财政收入之不足，但结果事与愿违。有关资料显示，俄罗斯私有化的货币收入，1992年仅为600亿卢布（俄最高苏维埃数字），相当于当年财政收入的1％，赤字的1.5％；1993年升为3100亿卢布，只相当于当年财政收入的0.6％，赤字的1.9％，其中上缴联邦财政626亿卢布，相当于当年联邦财政收入的0.28％，赤字的0.54％；1994年达7347亿卢布，仅相当于当年国家财政收入的0.38％，赤字的1.1％，其中上缴联邦财政1135亿卢布， 仅相当于联邦财政收入的0.13％，赤字的0.18％。为什么私有化收入会如此之少呢？根本原因在于：俄罗斯第一步私有化是“无偿私有化”，即给每个公民发一份面值为1万卢布的私有化证券，以后的“有偿私有化”，基本上也是国有资产的廉价拍卖。如果说第一步的“无偿私有化”具有“全民性”，那么以后的“有偿私有化”则具有“少数性”，即使少数官员、厂长、经理及持有某种特权的人大受其益。因此，这种私有化被称为“官员私有化”、“厂长、经理私有化”。说穿了，在俄“私有化”过程中，普通老百姓并没有真正得到财产，反而失去原来在公有制条件下的主人翁地位；而那些官员、厂长、经理及持有某种特权的人，则乘股份化之机将原有的“国有资产”转化为自己的私人财产，变成十足的私人资本家或官僚资本家。三、几点启示（一）治理通货膨胀不能下“猛药”，搞过度“紧缩”。俄罗斯由于通货膨胀率骤然升高，并且高得惊人，不得不下“猛药”，急刹车，搞过度紧缩的财政货币政策。但这样做的结果是成本过高，代价过大，甚至后患无穷。我国自1993年以来也发生较严重的通货膨胀，通货膨胀率达21.7％，由于及时治理，并且采取“慢刹车”、“对症下药”的办法，顺利地实现了“软着陆”，创造了国民经济高增长率（10％）与低通货膨胀率（6.5％）的佳绩。（二）治理通货膨胀要标本兼治，更要注重“治本”。通货膨胀是一种经济“综合症”，对其一定要从生产与流通、供给与需求两方面结合起来进行综合治理，尤其要立足于生产增长，增加有效供给。俄罗斯对通货膨胀的治理严重地忽略了这一点，它所施行的过度紧缩的财政货币政策，在生产与供给方面基本上是失效或失败的。生产结构的调整是乏力的；增加税收又大大加重企业负担，抑制了生产；紧缩货币又使企业资金短缺，使生产增长乏力。虽然该政策在流通和需求方面取得了较明显的效果，但付出的代价也过大。“治标”没“治本”，给以后经济发展留下了大隐患。（三）努力降低治理通货膨胀的成本和代价。治理通货膨胀这种经济病，必须支付一定的成本和费用。最经济的原则是：少花钱治好病，即要以最小的成本和代价，治理好通货膨胀。俄罗斯治理通货膨胀的最大缺陷是成本过高，代价太大。这是我国要引以为戒的。目前我国的高通货膨胀率虽然被压下来了，但治理通货膨胀的工作并没有结束，控制通货膨胀，防止其反弹，仍是我国“九五”期间的一项重要任务。我们要汲取俄罗斯的教训，为实现国民经济健康、快速、持续发展提供一个良好的环境。根据最近的统计，2008年2月我国CPI及PPI指数都有一定程度的上涨。中国2月份居民消费价格(CPI)总水平同比上涨8.7%。其中，城市上涨8.5%，农村上涨9.2%；生产者价格指数(PPI)较上年同期增长6.6%，增速再创3年来新高。国家统计局3月9日公布，2月工业品出厂价格(PPI)同比增长6.6%，再度创下三年来的月度新高。今年前两个月份累计,工业品出厂价格同比上涨6.4%。从这些数据上直接体现了我国通货膨胀的存在。 　　另外，从发展趋势上来看，由于原油供需依然紧张、全球地缘政治局势的影响以及美元贬值，国际原油价格将保持高位震荡并可能继续上涨，其他能源价格（如煤、天然气等）仍然可能进一步攀升；由于国际农产品价格总体上呈现上升趋势、农产品价格正处于补偿性上涨阶段、农产品供需紧张状态将在较长时间存在以及农业生产成本的不断提高，国内粮、油、肉类、蔬菜及各类食品价格也可能仍将上扬；由于原材料、资源、环境成本上升和出口成本提高，会推动企业的生产成本上升；由于国家加强对农民工权益的保障力度、建立企业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和支付保障机制以及技术工人供应趋紧，劳动力成本将进一步上升，并长期作用于生产、生活各个方面；由于资源价格改革步伐的加快，将在一定时期内推动价格总水平的上升；由于2006年以来货币信贷持续扩张对未来价格的上行压力依然存在，以及2008年还将面临新增的货币信贷投放压力，从而增加需求拉动的价格上涨；由于强烈的通货膨胀预期必将影响到居民、企业的消费、储蓄、生产和投资行为，特别是还会增加居民对保值商品和股票、房地产、黄金等资产的需求，并推高此类商品和资产的价格，进而加大价格上涨压力；由于房价居高不下，教育、医疗价格偏高，社会保障覆盖面偏低，影响民众消费预期；等等。所有这些，都可能从不同的方面、在不同的程度上推动价格的上涨。　　汇率政策分析　　一国如果存在通货膨胀，且与其贸易伙伴国的通货膨胀率存在较大差异时，该国货币的对内对外价值就会发生较大的背离，就会对其汇率制度和汇率水平产生变动的压力。通货膨胀的压力要求改革汇制和调整汇率。　　通过实证研究，发现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与物价水平之间确实存在着长期稳定关系。从这一点上来看，汇率的变动不仅影响进出口贸易额，而且确实与国内物价相联系，稳定的汇率政策，有利于稳定国内物价，减少经济波动，更有利于经济快速稳定的发展。从长期来看，名义有效利率与物价水平具有相反的变动趋势，也就是说，汇率的上升从长期来看会使国内物价水平下降。我国在亚洲金融危机中采取的不贬值的汇率政策，使得汇率相对升值，根据本文分析的结果可知，不贬值的汇率政策使得国内物价水平下降，并没有导致通货膨胀。具体来说可以采取以下措施：　　1．坚持人民币汇率小幅渐进升值方向。 　　从根本上看，美国等西方国家关注的重点，并不在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而在于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水平，由于目前人民币对美元的升值水平与其期望相距甚远，今后段时期仍会采取种种措施压迫人民币升值或调整篮子货币权重等，对此，一方面要坚决顶住外界要求人民币加快升值的压力，坚持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的目标，坚持人民币汇率小幅渐进升值方向；另一方面要积极采取建立人民币浮动区间调节机制等应对措施，增强各项措施的透明度，稳定市场对人民币升值的预期，加强对国际资本流入流出的监管。　　2．主动采取措施限制贸易顺差过快增长。　　贸易顺差过快增长是导致我国与欧美之间贸易摩擦进而形成人民币升值压力的导火线，也是导致我国外汇储备占款激增进而形成银行体系过多流动性的直接源头，当前需要主动积极地采取有效措施，控制贸易顺差快速增长。　　（1）适时调整进出口关税政策。针对不同类别出口产品，采取降低出口退税税率、取消出口退税、征收出口税等措施，主动限制技术水平低、手工艺落后、污染严重的企业的出口，特别是要限制高能耗、高污染和资源性产品的出口而对能源、资源类产品及关键零部件产品的进口实施较低税率，予以鼓励。这些措施可以在促进贸易平衡、缓和贸易摩擦、减轻人民币升值压力的同时，促使我国出口企业的优胜劣汰，有助于改善我国贸易结构。　　（2）适当提高劳动力成本。劳动力价格优势是我国人量贸易顺差产生的重要基础。在人民币升值压力下，可借此对低廉的劳动力进行重新估值和适当调整，提高劳动力的价格水平，可采取的措施包括：提高产业工人工资水平；加强劳动力技能培训；加大职工劳动保障、安全生产等方面的要求与投入。通过以上措施不仅可以直接提高我国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成本，达到改善贸易失衡，缓解人民币升值压力的目的，还可以使企业员工的生活得到更好的保障，有利于扩大内需，从中也能够体现出构建和谐社会、让广大人民分享经济增长成果的政策取向。　　（3）积极推进资源要素价格改革。土地、矿产资源等价格优势是大量贸易顺差产生的又一重要基础。加快推进土地、矿产资源等要素价格改革，既是建设节约型社会、推进高投入、高消耗、低产出型增长方式转变的必然要求；也有利于抑制资源型行业的快速增长，控制“两高一资”产品出口。与适当提高劳动力价格类似，资源要素价格改革也会加大出口企业成本，进而减少贸易顺差；同时，也有助于促进企业依靠技术进步、产业升级提升竞争力，促进整体产业结构的调整优化。　　3．扩大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 　　鼓励有条件的企业到国外投资，主要购买国内紧缺的石油等矿产资源，以及进口先进的设备和技术，缓和我国资本流出和流入的不对称，改善国际收支状况。如美国利用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积累的庞大贸易顺差，从60年代开始大规模对外直接投资，对我国是个很好的借鉴。进一步扩大对外直接投资，一方面可以增加我国在世界经济中所占的分量，提升我国的国际地位；另一方面可以调整我国和其他伙伴国的关系，改善我国所处的国际环境，减轻人民币的升值压力。日本治理通胀对中国之启示许锐日本战后初期在治理通胀方面取得其他发达国家未曾有过的成绩，主要实行的是计划与管制的政策，而且这种政策是通过物价管制、倾斜式生产方式的实施，提高企业生产热情和扩大供给来实现的。本文试图通过总结日本战后治理通胀的成功经验，分析其对中国治理通胀的启示。一、战后初期日本的通贷膨胀、对策及其经验战后日本经济改革的特征战后目标经济的发展是伴着经济改革实现的，而经济发展又促进了经济改革。经济改革可以归纳为自由化、民营化、国际化。具体地说可以分为以下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45年至1950年。取消了战时资源分配上的许多规定，为了对付通货膨胀，促进生产的恢复，保留了对商品和信用的分配，对外贸易也实行管制。第二阶段：1950年至1980年。这个阶段主要撤销了对贸易和海外直接投资的管制。贸易和资本交易自由化成为国际义务。由于日本的产业还很脆弱，自由化不是日本自发的要求，它是日本加入先进国家行列的一种代价。第三阶段：1980年以后，逐步实现了金融市场的自由化和国铁等企业的民营化，以及资源、通信、运输产业的管理自由化。与其他先进国家相比，日本的经济改革又具有以下三个特征：第一，在1945年至1950年，它的经济发展目标是脱离战前的社会、经济结构，实现社会、经济结构的民主化、非军事化。第二，这种经济改革是渐进的，有阶段性的。产生这个特点的原因有二点：一是市场的成熟需要时间。在市场成熟之前，一定的政府干预是必要的。二是改革会牵动很多集团的利益，对抗很激烈。第三，与宏观和需求方面的政策相比，日本的经济改革和经济稳定化，重视微观和供给的问题。战后初期日本治理通货膨胀的过程和经验（1）战后初期日本的通货膨胀1945年8月15日，太平洋战争结束。战争给日本的国民经济带来了深重的打击。1945年工矿业生产水准下降到1935年的百分之十以下，农业生产也下降到1933年至1935年的百分之六十左右，战后初期的日本陷入了严重的生产能力下降、物资供应不足的景况之中。与生产能力的下降，经济活动的停滞相比，金融资产的积累急剧膨胀。1945年8月银行等金融机构的存款总额达1954亿日元，日本银行银行券发行总额达423亿日元，两者合计达2377亿日元，相当于1937年的八倍。另外，为了调剂军事费用，日本政府大量发行国债，到1945年8月为止的发行总额达1175亿日元，相当于1937年的13倍。加上战时补偿费，公司债和股票的发行，1945年金融资产的总额达5000亿日元。1944 年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是745亿日元，5000亿日元的金融资产是一个何等大的天文数目，由此可见一斑。生产能力下降，物资供应的不足与金融资产的积累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这种失衡是产生战后日本高通货膨胀的重要原因。1946年批发物价指数上涨了百分之三百。1946年年底开始，日本的通货膨胀进入一个新阶段。11月日本政府实行了“临时物资供需调整法”，将34种生产资料，52种消费资料归于政府统治之下。并把煤炭矿业、化肥产业、钢铁产业等基础产业定为重点产业，实行倾斜生产方式。为了配合实行倾斜生产方式，政府公布了“复兴金融金库法”，对重点产业进行融资。加上政府的物价补贴引起的财政赤字的扩大，通货膨胀不但没有得到控制反而继续发展。（2）日本治理通货膨胀的对策和过?战后日本的物价稳定经过了以下几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45年至1946年2月。发表了“战后物价对策基本要纲”。主要手段是：吸收过剩的购买力；实行物价管制；解决粮食不足；扩大生产能力；实行配给制等。第二阶段是1946年3月至7月。主要手段是封锁存款，采用新日元、新财产税；设定公定价格体系等，来限制民间购买力。政府以米价、工资、煤的价格为基准设定公定价格。高价买入，低价卖出，差价由政府补贴来抑制物价的上涨。然而，这种物价补贴压迫了财政预算，增加了货币发行，反过来加速了通货膨胀。第三阶段是1946年8月至1947年5月。在这个阶段，政府控制通货膨胀的主要对策由控制潜在的过剩购买力向扩大生产能力调节供给与需求的失衡方面发展。1946年8月，经济稳定本部和物价厅设立。经济稳定本部和物价厅设立。经济稳定本部的基本方针是：增强物资的供给能力；运用财政金融政策缩小过剩购买力；强化物资配给体制。根据当时物资、物价管制方针，实行了“临时物资供需调整法”，将34种生产资料，52种消费资料归于政府统制之下。并把煤炭矿业、化肥产业、钢铁产业等基础产业定为重点产业，实行倾斜生产方式。第四阶段是1947年6月至1948年7月。1946年的紧急经济措施没有效果。物价在1946年秋天再次上涨。自由市场的消费资料1946年9月至1947年3月上涨百分之八十。据此，政府不得不调整并上浮了公定物价。第五阶段是1948年8月至1949年3月。采用了第三次价格改订与工资稳定化计划。1948年6月工资比上年增加了2.5倍。工资与公定价格体系的矛盾突出。1948年6月实行了第三次价格改订：提高国铁的运费、电话、通讯费；提高公定价格；在制定官价时考虑汇率因素。但是政府的补助和对赤字企业的贷款不断扩大，给财政带来了很大的负担。第六阶段是1949年4月至1952年7月。实施“道奇稳定化”政策，取消物价、物资管制。道奇认为日本经济脆弱的原因有两个：一是过度依赖美国的援助；二是政府对民间企业的过剩补助。为此，缩小政府补助，平衡财政收支，实行金融紧缩，导入市场机制是至关重要的。因而采取了以下措施：第一，取消对出口的补助，要求民间企业努力改善经营。实行单一汇率；第二，取消价格补助制度，改订公定价格。加上国内生产的稳定与供给的增加，这样，国内价格与国际市场价格并轨，价格也逐渐稳定。以后，物价稳定政策就完全以金融财政政策为主来实施，也没有实施物价的管制。（3）日本治理通货膨胀的经验与启示战后初期日本通货膨胀的主要原因是货币供给的扩大和生产水准的下降。生产水准下降的原因是：对外贸易的中断引起原材料、燃料的不足。货币供给扩大的原因是：战争结束后退役军人的退职金、战时临时军费的大量使用引起的日本银行券的发行；倾斜生产方式的实行引起的财政赤字和生产恢复融资的扩大。治理通货膨胀的手段归结起来有四点：①存款封 锁。强制存款以及禁止使用存款，使得通货膨胀率一时降低，使超通货膨胀成高通货膨胀，并延缓了通货膨胀的发生。②倾斜生产方式。倾斜政策扩大了生产，增加了供给，但也扩大了货币发行。③物价控制和价格目标。即规定主要物资的价格上涨率，实行价格补助。④实施了道奇的稳定化政策。1949年，1950年两年度超均衡预算的实施；单一汇率的实施；生产恢复补助的废除等，急剧地减少了货币流通，实现了财政预算平衡，最终解决了通货膨胀，并使日本的物价接近国际市场价格。从上可知，日本在治理战后初期的通货膨胀时，主要实行的是计划与管制的政策。而且这种政策是通过微观政策的渠道（对企业的物资分配等）实施的。具体地讲是通过物价管制、物价补助政策、倾斜式生产方式的实施，提高企业的生产热情，扩大供给来实现的。在那时紧要关头，价格目标以及扩大生产增加供给的政策非常有效。二、中国通货膨胀的产生及原因中国通货膨胀的产生、发展及原因自1992年邓小平提出加快改革开放，加快经济建设以来，中国的经济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里程。1992年以来国民生产总值都呈两位数增长。这种经济增长主要是通过投资、消费和出口的扩大达成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1992年增长42.6％，1993年增长58.6％，1994年由于中央宏观调控，投资增长28.5％。与投资增长率的下降相反，社会商品销售总额的增长在1992年以来增长的基础上，1994年的增长率达30％，创历史最高纪录。另外，1994年中国的出口增长率也达31.9％。与此相应，1994年中国的通货膨胀率也达到21.7％，超过1988年18.5％，达1952年以来的最高水准。虽经多方努力，1995年的通货膨胀率仍在15％左右，通货膨胀与国有企业改革和农业问题一起成为困扰中国经济的三大难题之一。关于通货膨胀产生的原因，国内外学者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众说纷纭，具有代表性的看法有：（1）在1994年有诺贝尔奖获得者和世界银行代表等参加的由国家体改委、财政部、国务院发展中心、世界银行主持召开的“控制通货膨胀政策国际研讨会”上专家们认为，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生几次通货膨胀，主要原因是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市场货币化表现为长期的成本推进，从而造成结构性物价上涨。同时，转轨过程中，技术转换、利益调整等都要付出成本，表现为额外的通货膨胀。1993年起开始高通货膨胀的主要原因是：由投资膨胀和消费膨胀形成的需求拉动，由价格改革、体制转轨造成的成本推动；由心理因素预期推动的物价上涨等等。（2）在日本有关专家认为中国的通货膨胀属“外资投资主导型通货膨胀”。认为外资企业与国内企业之间竟相提高工资，通过成本转移到物价上，外资引进使固定资产投资增加波及国内；外汇储备剧增引起流动货币过剩。治理中国通货膨胀的对策（1）“控制通货膨胀政策国际研讨会”专家们的意见是：第一，政府要有坚定控制通货膨胀的决心和信心。通过政府的明确行为向人民表明治理通货膨胀的坚定性，从而减少通货膨胀的预期影响；第二，控制通货膨胀要在其尚未充分发展时及早采取措施；第三，中央银行要把稳定人民币币值作为货币政策的主要目标。在规范中央银行独立性以后，中央银行要规范自己的职能、责任、端正自己的行为；第四，要充分重视和灵活运用利率手段对经济进行调控；第五，要搞好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配合，调控要松紧适度，防止出现大的波动。（2）日本有关学者提出的对策：重视引进外资的质量，降低经济增长率；允许人民币在一定范围内升值。人民银行负责同志最近指出，为了有效地控制通货膨胀，今年国家将采取以下四个措施：第一，实行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第二，继续控制投资规模，集中有限的财力优先保证在建工程，减少新开工项目，缩短建设周期，提高投资效益。第三，增加对农业的投 入。近几年农业投入严重不足，在国有部门完成的固定资产投资中，农业比重不足百分之二。第四，控制消费基金增长，使其增长率低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三、从日本经验中探讨中国解决通货膨胀的对策值得注意的是，在高通货膨胀的同时，中国的金融领域内出现了高储蓄额、高储蓄率的现象。1995年中国的储蓄额已达2.97万亿元，比上年增加8000亿元，是“七五”末期7034亿元的4倍多，因而是1978年以来最高的一年。这种高储蓄、高通货膨胀的现象，是由于居民收入的增加实现的。据统计，扣除物价因数，1994年城镇、农村人均纯收入比上年增长7.8％和5％。国家银行全年的工资性支出比1993年上涨了40.5％，工资涨幅高于物价涨幅。泰国最大企业CP集团的谢中民总经理回答《日本经济新闻》的采访时说：“以前中国政府以行政措施抑制上升，通货膨胀是有限度的。为了如实反映中国的市场价格，中国政府废除了价格统制，实行价格的自由化，并将工资提高到合理的水准，在这个过程中20％的通货膨胀应该说还是正常的，不能用日本和欧美的标准来衡量中国”。与中国改革进行比较，日本的改革有几点值得注意：一是经济发展的初期条件和经济发展阶段的差别。战后初期，日本的经济发展是社会、经济结构的民主化、非军事化。这与中国的追求效率的政策有所不同。二是在日本实行管制的时间很短。日本也没有债务问题。三是国际环境的差别。然而战后初期日本的通货膨胀与中国的通货膨胀有许多相似之处。战后日本通货膨胀的主要原因是：生产能力的下降，物资供应的不足与金融资产的积累，货币发行过大。日本的通货膨胀，也是先由粮食等食品开始发展到煤炭、钢铁，最后发展到其他商品。这与专家们分析中国国通货膨胀的原因与机制相近。日本治理通货膨胀的经验，有许多值得人们借鉴、思考。特别是渐进的自由化和从微观、供给方面进行的改革，在许多发展中国家被忽视。综观日本治理通货膨胀的过程、经验和中国治理通货膨胀的理论，笔者认为在探讨治理中国通货膨胀的方法、手段时，必须正确区分引起中国通货膨胀的长期原因与短期原因。第一，从长远来看，中国正处在经济发展的过渡时期，正象许多学者、专家分析的那样，促进中国经济发展的要素，如投资、消费、出口都有可能反过来刺激经济，从需求和供给方面诱发通货膨胀，这是中国内在的经济容易过热的要素。而国营企业的效益不高又加大了这种要素的影响。第二，在向国际市场转轨的过程中，近年中国进行了人民币汇率调整，并实行了“双轨制”等物价改革，提高了部分商品的价格，这些都必然会影响中国整体物价的上涨。而这正象当年日本为了加入先进国家时付出的代价一样，这也是中国加入国际社会所要付出的代价。物价改革不可能一蹴而就，它可能是影响中国物价波动的中期原因。第三，近年中国通货膨胀的主要原因是各地方政府竟相提高食品价格，这是引起通货膨胀的短期性政策行为，可以说这里人为因素的影响很严重。日本在治理战后初期的通货膨胀时，主要实行的是计划与管制的政策。而且，这种政策主要是通过微观政策，倾斜式生产方式的实施，提高企业的生产热情，扩大生产增加供给来实现的。反观近年中国有关治理通货膨胀的理论、建议，重视货币和财政政策，重视对经济增长速度的调整，然而很少有人从扩大生产增加供给的层面去思考。加快国营企业的改革，增加农业投入，应在中国的经济政策制度中得到更大的重视。通货膨胀是一种货币现象，一般讲治理通货膨胀的主要措施，应主要是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这也是治理长期通货膨胀压力的主要手段。然而这要有一定的前提条件，即独立执行货币政策的中央银行存在，金融市场、利率体系等间接控制手段的完备。这些在目前的中国都还不存在或不完备。这样很难期待这些措施马上起作用。1988年中国曾试图通过控制中央银行贷款和利率政策来控制货币供应，但效果不好，原因就是专业银行（现在正向商业银行过渡）不受这种货币政策的制约。另外，象1994年那样“其涨也迅猛，其落也快速”的通货膨胀是很难用一般的通货膨胀理论来解释的。正如李鹏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说的那 样，人为因素的影响很大。在改革经济、金融体系，完善市场机制的同时，作为解决中长期通货膨胀压力的过渡手段，借鉴日本的经验，制定中短期内的价格目标，既可控制类似1994年那样的通货膨胀的突然爆发，又可以解决货币和财政政策不灵，而用行政政策控制信贷，又会引起管而死、放而松的现象，从而保证国民经济的稳定发展。在向运用完全依靠货币和财政政策来控制经济发展的机制过渡时，中国也应持渐进的“中间稳定论”，而不是不切实际的“一举稳定论”。控制通货紧缩的财政政策分析潘石 财政政策是国家调控宏观经济运行的一个重要手段。由于它具有启动快、针对性强、时滞小、易见效等特点，所以国家在控制通货紧缩时，一般都要首先启动和运用财政政策。为此，本文拟讨论如何运用财政政策来控制我国通货紧缩问题。    一控制通货紧缩，必须推行扩张性财政政策    一般来说，财政政策的属性按其松紧程度划分，有如下几种类型：宽松的财政政策（亦称扩张性财政政策）、紧缩的财政政策（亦称收缩性财政政策）；还有所谓适度宽松和适度紧缩的财政政策。这里所谓的“宽松”与“紧缩”，都是相对而言的，并非毫无节制、毫无限度，里边也有一个适度的问题。但它们比所谓“适度宽松”与“适度紧缩”的程度要大一些，存在量上的差异。当国民经济运行中出现社会总需求严重大于总供给，社会总需求过度膨胀，从而引发通货膨胀时，国家就必须采取强有力的紧缩性的财政政策，严格控制财政支出，以抑制社会总需求，压缩通货膨胀；反之，当国民经济运行中出现社会总供给大于社会总需求，即出现社会总需求严重不足，从而引发通货紧缩和市场疲软时，国家就应采取宽松的或扩张性的财政政策，通过扩大政府财政支出，刺激社会总需求扩大，以拉动经济增长。所以，运用什么样的财政政策；一定要对国民经济运行状况进行跟踪研究，并能较准确地分析与预测，随时作出科学准确的判断，以便对某种财政政策进行相机抉择。如前所述，财政政策本身要求有很强的针对性，如果对国民经济运行状况不明，判断不准，那么财政政策的选择便会有误，财政政策的实施效果便会大打折扣，甚至会适得其反。    我国从1998年上半年开始启动扩张性财政政策，这个决定是非常正确的。不足之处是这个政策出台略显迟滞了一段时间。因为中国经济的运行早在1996～1997年间就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即社会总需求严重不足，物价水平急剧下跌，通货紧缩已露端倪。1997年下半年扩张性财政政策如果及时出台，并且力度大一些，无疑会有效遏制1998年的通货紧缩进一步加剧和物价水平的进一步下跌。可以说，扩张性财政政策晚出台了半年，我国经济增长率在1998年大约减少了1～2个百分点。好在1998～1999年连续运用扩张性财政政策，并且加大了力度。具体做法是：1998年，针对国内投资需求不足，中央决定增发1000亿元国债，用所筹资金扩大基础建设；1999年继续增发1100亿元国债，所筹资金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国有企业技术改造贷款贴息和增加低收入阶层的收入等。这样大力度的扩张性财政政策的连续运用，确实起到了明显的成效，当年拉动国民经济增长1.5个百分点（注：杨灿明．我国十五期间的经济发展与财政政策选择财贸经济[J]．2000.3．）。如果没有这两年连续实施强有力的扩张性财政政策，那就不会有1998年的7.8%的增长率和1999年7.1%的增长率，通货紧缩肯定会进一步加剧。所以说，党和国家采取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对遏制通货紧缩的扩大与加深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个作用决不可低估。    但是，我们也应当看到财政政策的局限性，也不能过于迷信与过分夸大财政扩张政策的作用。首先，扩张性财政政策要受国家财政能力的制约，即财力约束。政府扩大财政支出，必须有足够的财力作支撑，否则，难以为继。通过扩大国债规模来扩大财政支出，在一定条件下是可行的。但它要受财政偿债能力所约束。1997年。中央财政债务依存度已达57.77%，这个比例说明中央财政支出的一半以上是靠借债来支撑和维系的；同时，国债的偿债率也高达23.3%，这说明将有近1/4的国债要到期清偿。如到期无力偿还国债，势必严重影响或损伤国家财政的信誉，也使以后的举债难以实现。再说，靠增税来维持扩大财政支出更是困难重重。因为，目前我国的企业普遍是税负过重，在通货紧缩的压力下减税的呼声日渐高涨，这时企图通过增税的办法来维持扩大的财政支出，显然是行不能的。靠堵塞各种税收漏洞以及打击走私等手段来增加税收，是一个可行的办法，但不可能使税收总量大幅度长期增加，因而，也是杯水车薪。所以，没有足够的财政收入来源作支撑的扩张性财政政策是难以长久实施和贯彻下去的。其次，扩张性财政政策，要靠政府机构（即国家财政部门）来运作，它与政府机构的行政行为紧紧结合在一起，带有浓重的行政手段色彩，容易强化计划经济体制，弱化或冲淡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基础作用和效率。所以，财政政策的行政性也制约了该政策效果的发挥。再次，我国公共投资效率低、效益差，一直是制约与影响我国财政政策效果的根本性因素。公共投资是我国财政支出的主要部分，它是为全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公共服务的主要领域和渠道。传统的公共投资体制是计划经济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其实行集中的行政决策，统包统分，统负盈亏，企业没有自主权和独立的利益，因而投资效果差，经济效益低。传统的公共投资体制改革后，企业有了自主权和独立的自身利益，但由于产权关系一直没有理顺和明晰化，没有建立起有效的法人财产主体，所以投资决策失误仍频频发生，投资效率低、效益差的局面没有得到根本性改变，甚至由于缺乏有效的监督与约束机制，公共投资被贪污、被侵占、被挪用和大量流失的现象有增无减，且有扩大发展之势。这必然严重影响财政支出的实际效果，使扩张性财政政策起不到应有的控制通货紧缩的作用。最后，由于国家财政投资方向的制约，使扩张性财政政策调整与改善产业结构的效果不明显。由于国家财政投资不同于民间投资，它必须集中用于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不能直接用于改善企业的生产经营条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作为独立的经济实体，其生产经营规模的扩大与条件的改善，必须自主承担。就全社会而言，企业生产经营规模的扩大与条件的改善，直接关系到产业结构的升级与优化。而要做到这一点，有赖于民间投资的扩大与发展。我国1998～1999年以来推行的扩张性财政政策正是由于将财政投资集中用于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因而对产业结构的升级与优化的促进作用并不大，因为它并没有在实际上带动民间投资的大幅度增加。国家扩大财政投资，对基本建设需求即生产资料产业需求及直接相关产业需求拉动作用较大，由于其中只有小部分资金转化为工人工资，形成消费需求，从而对消费需求的拉动作用也不大。所以，国家扩大的财政投资在现实中难以并且没有有效地拉动居民消费的大幅度增长。    综上所述，我们应当对我国1998年以来推行的扩张性财政政策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和评价，那就是：在充分肯定它对遏制通货紧缩的重大积极作用的同时，对其局限性要有清醒的认识，对其作用效果决不可估计过高，不能以为只要推行扩张性财政政策。我国通货紧缩的局面就会根本改变。同时，也必须看到，扩张性财政政策也不能孤立地推行，而必须与扩张性的货币政策相配合，二者实现有机统一，才能对遏制通货紧缩起到更大的作用。    二、目前我国的扩张性财政政策仍有拓展空间    认识财政政策效果的局限性，并不是说目前我国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已经完全到位，再无发挥效用的空间了。如果这样认为，就大错特错了。实际上，目前我国的扩张性财政政策效用并没有殆尽，只要我们奋力开拓，它仍有比较广阔的作用空间，可以在更大的范围和程度上对通货紧缩起控制作用。    第一，扩大教育投资，促进教育产业化    教育投入低，一直是我国教育事业发展落后的关键性因素之一。改革开放之前，我国一直没有把教育摆在国民经济发展的应有的地位上。有一段顺口溜讲：“一工二农三财贸，腾出手来抓文教。无论是老领导还是新领导，谁上台都这样搞”，比较形象地反映出当时不重视教育的实际状况。正因为这样，教育投入低也似乎在情理之中。改革开放后。邓小平高度重视教育，主持召开了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推翻所谓“十七年反动教育路线”，为教育工作者平了反，力主优先发展与振兴教育。因此，教育经费投入随着国家经济发展逐年有所提高。1988年，我国政府教育投资占GDP的比重已达2.5%。尽管如此，这个比重仍然是很低的，西方发达国家的这个比重一般都为5.5%以上。就连印度政府的教育投资也远远高于我国的水平，若按人口平均计算，1993年我国人均教育经费支出仅9美元，在世界排名第45位，与排名第一位的瑞典2287美元的水平相差甚远（注：赵弘、郭继丰．知识经济呼唤中国[M]．改革出版社1998.7,61．）。为了改变教育发展滞后的状况，为了使教育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必须增加教育投入，扩大教育投资规模和提高投资效率。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核心，已经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地位，提出“科教兴国”战略，并决定从1998年起中央本级财政支出中，教育经费支出按同口径每年提高一个百分点，现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4%。若按年国民生产总值8万亿元计算，每提高一个百分点就意味着每年增加教育投资800亿元。这不仅对增加教育供给、缓解教育供求矛盾、扩大就业有重大的积极作用，而且对提高劳动者素质，积累与扩大人力资本，发展知识经济，从而对整个国民经济质量的提高与发展有巨大的带动作用。所以，推行扩张性财政政策，教育应该成为首选领域，扩大国家教育投资，可以说，也是扩大内需、治理通货紧缩的最现实最合理的一个途径。    发展教育完全靠国家投资是不现实的，也是不可能的。教育要获得真正发展，其自身要具有积累与发展的功能，为此，教育必须产业化。国家财政教育投资只能作为教育产业化的启动器和催化剂。教育产业化。学校成为教育市场的独立主体，按照市场规则与企业模式进行运营，以市场需求为导向来培养人才，生产产品，无疑会更加适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培养或生产出更多更好的高素质人才。不仅如此，教育实现产业化，还可以更有效扩大教育吸纳就业、增加教育供给及其他服务功能。这既成为全社会的新的消费热点，又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既刺激社会有效需求，又增加社会有效供给，真可谓是治理通货紧缩的一个良策。    目前，我国的教育产业化刚刚起步。把教育从以往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意识形态或政治工具转变为市场经济体制下的企业模式，无疑是个巨大的转变，完成这个转变是长期的艰巨过程。因此，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在这个领域会有很大的拓展空间，搞得好的话，会发挥出前所未有的政策效果。    第二，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稳定与发展全体居民的良好消费预期    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需要建立职工劳保基金、医疗卫生保健基金、失业保障基金和其它各种救济基金，而这些基金的建立，必须有足够的资金投入。这巨额资金固然可以由职工、企业及国家等多方面来筹措。但在目前我国职工收入水平不高、企业生产经营又普遍不景气的情况下，无疑要由国家“拿大头”，企业与职工只能“拿中头”和“小头”。这样，构建社会保障体系的大部分资金要由国家财政来承担，这就需要国家财政逐年大幅度增加社会保障支出。这项工作是个迫在眉睫的硬任务，必须尽快完成。因为我国已经开始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市场经济要正常运作，没有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是绝对不可以的。职工失业得不到失业保障金。退休领不到退休金，生病得不到医疗保障，等等，必然造成社会的不安定，甚至引发社会震荡，使市场经济无法正常运行与发展。社会保障体系是经济社会生活的稳定器。有了它，企业才有健康稳定的生产经营环境；有了它，居民才有安定有序的生活环境。同时。只有有了可靠的社会保障体系，企业才会有良好的投资预期，居民才会有稳定和良好的消费预期，而投资与消费预期的稳定和良性化，必然会促进社会投资与消费的增长。其结果是拉动经济增长，抑制通货紧缩。    第三，增加农民收入，启动和发育农村市场    这是个党和国家都十分重视的老问题，但一直没有得到很好解决。这样说，决不是说建国以来我国农民的收入根本没有提高，而是说相对于城镇居民来讲，农民的收入水平提高得较缓慢，尤其是通货紧缩时期，农民的收入甚至出现下降趋势。这可以说是制约中国农村市场发育的一个根本性因素。农民收入水平低；手中没有钱，拿什么买生产资料和生活必需品？市场交换又怎么能活跃起来？    我认为，现在这个问题已经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地步了。通货紧缩使这个问题前所未有地突出出来，也为这个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机遇和契机。因为，当今中国如果不实实在在增加农民收入，启动和发育农村市场，恐怕是难以摆脱通货紧缩的。如何实实在在地增加农民的收入呢？结合我国当前的实际，必须做到以下几点：    首先，要从国民经济发展战略的高度，扭转和改变“以农养工、损农保工”的战略和方针。这是一个带有全局性的根本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谈增加农民收入，不会有太大的实际效果。暂时或短期内农民的收入会有所增加，但如果上述方针和战略不从根本上改变，在今后的一个较长时期内还会有反复。建国以来我们几乎每个时期都强调农业是基础，要增加农民的收入，但结果都不理想，究其根源在于没有改变“以农养工、损农保工”的方针和战略上。毛泽东同志当年曾指出，中国的工业化一定不要走苏联的老路，而要走农、轻、重的道路，但实际上做起来仍是重、轻、农，照走苏联的老路。这条重、轻、农的工业化道路和经济发展战略实质就是牺牲农业，牺牲农民的利益来搞工业化。一方面是通过巨额农业税来实现的，更主要的则是通过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实现的。据测算，从1952年到1978年，国家从价格分配中转移农业资金达5100亿元，几乎相当于80年代初国有企业固定资产原值的总额。这巨额资金虽然有力地支援了国家工业化建设，但却给农业和农民带来严重的不良后果：使农业劳动生产率无法提高，农民收入难以合理增长，损伤了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损害了农民的切身利益。据统计，1957年农民从集体经济中得到的收入人均为40.5元，1997年为73.8元，20年后增加了33.3元，平均每年只增加1.66元，少得可怜。（注：邹新．农村市场，怎一个“启动”了得[J]．改革．2000.3．）改革开放以后，尤其是几次农副产品大幅度提价之后，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有所缓解，但至今这个问题仍没有根本解决。在农产品价格放开之后，似乎已没有什么“剪刀差”的问题了，但实际上仍然存在，并且还有扩大之势，只不过是在某些方面改变了形式而已。现在是该终结以牺牲农业和农民利益为代价的工业化模式的时候了！否则，农业的基础作用将使我国经济在通货紧缩中越陷越深。    其次，必须真正把农民的一切不合理负担减下来。说当今中国税费“猛于虎”，恐言过其实，但税费过多、过滥却是不争的事实。尤其是在农村，各种不合理的税费，特别各地巧立名目的收费，已搞得农民不堪重负，苦不堪言。切实减轻农民负担，从中央到地方已经喊了多少年了，至今不但没有减下来，反而还有日益加重之趋势。在广大农村一些掌权单位，或有各种权力的单位几乎把所有的负担（包括合理的和不合理）都转嫁到农民头上（例如，吉林省某县下面的一个电管所，不仅将自己的用电算到农民头上，而且还任意抬高电价，多收电费，使每度电价高达4元多钱，他们靠向农民多收电费来“创收”，中饱私囊）。我认为，要真正把农民的一切不合理负担减下来，切实保护农民的合法利益，必须采取强硬措施，通过严肃立法及严格执法来实现，即制订和贯彻《农民合法权益保护法》，依法清理对农民的不合理摊派及收费，依法规范各级政府及其他组织同农民的关系及行为，对那些恣意加重农民负担，侵犯农民合法权益的组织和个人要坚决依法处之。其他的减负措施，如制订必要的规章制度，对农村基层干部进行教育等，都是必要的，但在我国现阶段，依法减负绝对是必要的。中国农民是一个最老实的群体，一些地方的贪官污吏就是靠欺负农民、搜刮农民而致富的，他们任意摊派，任意收费，任意罚款，对这些人必须依法治之，否则，减负就是一句空话。因为许多不合理负担绝大部分是那些贪官污吏打着“政府”的旗号，以某种漂亮的口号和名义强加给农民的。他们手中都握有权力，又有迷惑力，所以不依法治负、依法减负，实践证明是难以真正减负的。    再次，切实贯彻粮食敞开收购政策，切实解决农民“卖粮难”问题。农民既是生产者，同时又是消费者。农民只有将他生产的农产品（主要是粮食）卖掉，才能取得货币收入，然后才能去购买所必需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进行生产消费和生活消费。现在，农民手里有大批粮食卖不掉，尽管国家三令五申要敞开收购农民手里的余粮，但许多地方的粮食部门就是不收，原因何在？根本原因在于：一没钱，二无处存放，三经营粮食赔钱。农民手里的粮食卖不掉，不能换取货币收入，不仅生活消费受到影响，生产消费更是受到严重影响。他们第二年的生产很自然就要萎缩，对种子、化肥、农药、农机等农用生产资料的实际需求必然减少，这会使农村市场更加难以启动。因此，国家应从保护农业基础这个高度，想方设法筹措资金，切实兑现粮食敞开收购政策，把农民手中的存粮收上来。让农民拿到卖粮款，以维持下一年的基本生活和农业再生产。这既是燃眉之急，更是取信于民，决不可等闲视之，必须抓紧落实。为了从根本上更好地解决农民“卖难”问题，最现实可靠的途径是农村各级领导机构要有效地组织农民进入市场，以市场和社会需求为导向来调整产品结构。“公司＋农户”，实行贸工农一体化经营，既可解决农产品加工及贸易企业的货源问题，又可减少农民进入市场的盲目性，解决“卖难”问题，不失为发展农村市场经济的好办法，可以广为试验、推广。    最后，要坚决改变“口号农业”的偏向。所谓“口号农业”，这里特指口头上重视而实际上轻视农业的倾向。口头上喊要“增加农民的收入”，可实际上却在逆向操作。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应当实事求是地承认城乡之间、工农之间是存在差别的。我国的全民所有制是“不完全”的，广大农民由于长时间（30年或50年）拥有一份土地经营权，对城市和工业的全民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就仅仅是“名义”上的，这突出表现在全民所有制企业职工拥有的公共福利（如公有住房、公费医疗保险、离退休基金等），而广大农民没有。1999年为了刺激国内有效需求所采取的大幅度增加职工收入的措施，就带有明显的轻农倾向。因为这次收入调整只考虑了城镇8400万人的利益。却把农民增收的砝码压在由城镇居民收入增加所派生出来的间接需求上了；这可以从中央12号文件对如何增加农民收入并没有提出具体的方案和办法中看出。实际上是完全可以制订出一套增加农民收入的方案和办法的；虽然不能象城镇职工那样调升工资，但可以通过实行农用生产资料价格补贴的办法，对农民购买农用生产资料实行一定的补贴，这样做既鼓励农民扩大生产，又减少农民的生产成本，等于增加了农民的收入；再如，国家投资改造农村电网，降低农用电价收费，这也能有效刺激农民增加实际消费（如购买家用电器）。还有，国家投资建设的基础设施项目应尽可能地招收农工，这也会直接增加农民的收入。总之，只要是不把增加农民收入停留在文件上和仅作为一个口号来讲，而是实实在在地去做，认认真真地去落实，肯定会使农民收入有所增加，也必将对启动农村市场起到巨大的促进作用。    第四，加大对信息产业、高新技术产业的投资，促进我国知识经济的发展    当今世界已进入知识经济时代。21世纪将是知识经济飞速发展的世纪。江泽民同志讲：“知识经济，创新意识，对于我们二十一世纪的发展至关重要”。“科技的发展，知识的创新，越来越决定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发展进程”。（注：冯之浚主编．知识经济与中国发展[M]．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8，扉页．）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认为，所谓知识经济就是以知识和信息为基础的经济，其特征是经济的发展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依赖于知识的生产、扩散与应用，高新技术产业是其主要支柱，知识与信息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20世纪初，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只有5%依靠科技进步，现在西方主要发达国家这一比例已达到70～80%，其国内生产总值的；50%以上是以知识与信息为基础来创造的。知识经济的崛起，不仅使经济增长方式集约化，而且使社会经济结构也日益上升。在过去10年中，OECD成员国的高新技术产业在制造业产值和出口中的份额均翻了一番多。1996年美国的信息产业产值已超过了制造业。预计到21世纪初，全球信息产业将超过石油工业，成为世界第一大产业。    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在发展知识经济方面走在了前头，成为知识经济强国，因而在国防经济竞争中占据了优势。据统计，全世界的高技术专利有70%以上被西方发达国家所控制，每年高技术产业中约有70%以上的巨额利润被西方发达国家所分享。在全球信息产业的产值中，发达国家和较发达国家所占的比重高达98%。世界软件产业的产值有70%以上为美国所创造和提供。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知识经济则刚刚起步，还十分不发达。信息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近几年虽然发展较快，但总体水平仍然较低。信息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均是高投入、高风险产业，完全靠市场机制自发调节来促进发展，速度慢，时间长，必然要延误时机，拉大我国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差距。惟有国家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充分利用通货紧缩期间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功能，扩大对信息产业、高新技术产业的投资规模，大力扶持信息技术、高新技术的开发与运用，才能迎头赶上，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我国的信息产业、高新技术产业是一个前景广阔的新兴产业，有着巨大的发展空间与潜力。所以，扩大国家对它们的投资，不仅对目前我国摆脱通货紧缩的困扰，实现国民经济良性循环有重要作用，而且对中国经济的长远发展，在21世纪的知识经济大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更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综上可见，我国针对通货紧缩的扩张性财政政策的作用并未发挥殆尽，仍有巨大的空间。除了上述教育、社会保障、增加农民收入及加大对信息产业、高新技术产业的投资外，还有其他一些途径，如改造和建设农村公路、兴办保护林木与植被工程、建设农村水利枢纽与网络、发展北方城市集中供热、供汽等，也都可以扩张社会总需求，从而扩大就业，拉动经济增长，起到控制通货紧缩的效果。只要通货紧缩状态没有消除，扩张性财政政策就有发挥作用的空间。当然，扩张性财政政策的作用空间也并不是无限的，应随着通货紧缩状态的基本消除而有所节制，并适度减少、减弱、乃至中止。这里的关键是国家宏观经济调控部门或财政政策运用机关要审时度势，适时作出科学决策。如果通货紧缩已经转换为通货膨胀了，财政政策运用机关就应果断地将扩张性财政政策及时转换为紧缩的财政政策。当然，什么事情都不是绝对的，也不可能“一刀切”。即便是我国目前的通货紧缩基本消除了，我认为，我国对教育、社会保障、信息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的投资也还应保持加大力度的态势。对增加农民的收入，也还要有足够的政策力度。    三、我国的扩张性财政政策是否已发生“挤出效应”？    这涉及对我国现行的扩张性财政政策效果的评价问题。经济学界大多数同志对我国针对通货紧缩实行的扩张性财政政策的积极效果予以充分肯定，笔者也是如此。对这个政策的负面效应和局限性，大家也基本形成共识。唯有对这个政策在实施过程中是否产生了“挤出效应”则存在较大的分歧。    一种观点认为，近年来我国推行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实践中确实产生了“挤出效应”。著名青年经济学家樊纲认为，“1998年我国向商业银行和居民增发国债，……结果是产生了一定的挤出效应”。（注：樊纲．财政扩张仍需加强，全国扩大内需与经济增长研讨会会议资料[M]．1999-8-16 ．）青年学者罗振宇也认为，1998年的国家扩大投资，通过市场和利率中介，使得社会上私人投资减少，从而出现一部分“挤出效应”。（注：罗振宇．通货紧缩论[M]．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219．）    另一种观点认为，我国近年来的财政扩张政策并没有产生“挤出效应”。曾令华同志认为：“我国近年来实际利率的上升与政府支出扩张没有关系。实际利率的上升和它对非政府投资的某些抑制作用不能说明政府支出扩张有‘挤出效应’。而只是说明了利率与财政政策的不协调或彼此有些矛盾。……是利率政策限制了财政扩张发挥充分的乘数效应，而不是财政扩张自身产生了‘挤出效应’”。（注：曾令华．近年来的财政扩张是否有挤出效应[J]．经济研究．2000.3．着重号为引者所加．）    这里的分歧之一，很重要的是在对“挤出效应”的不同理解与界定上。曾令华同志认为：“挤出效应的概念是：政府通过向公众（企业、居民）和商业银行借款来实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引起利率上升和借贷资金需求上的竞争，导致民间部门（或非政府部门）支出减少，从而使财政支出的扩张部分或全部被抵消”。许健同志认为：“一般来说，在经济正常运行、需求平稳时期，财政支出政策会造成‘挤出效应’，即政府过度融资造成金融市场利率上升，提高企业融资成本。从而把企业从金融市场挤出。但在需求不足时期，政府投资是扩大就业、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带动消费的有力手段。在一定程度上牺牲财政平衡，换取经济启动是必需的。”罗振字同志则指出：“所谓挤出效应，简而言之，即公共支出增加后，通过市场和利率中介，使私人投资支出减少”。仔细推敲，以上三种说法的共同点是：在界定“挤出效应”时，均把财政扩张政策，扩大政府投资与市场利率上升联系起来。曾令华同志所讲的“我国近年来实际利率的上升与政府支出没有关系”，与其关于“挤出效应”的定义相矛盾。他在“挤出效应”的定义中显然是把利率与政府支出联系起来了。但是，以上三人的定义存在明显的差异：曾令华同志的定义概括起来说是政府投资“使财政支出的扩张部分或全部被抵消”；许健认为，经济运行正常、需求平稳时期，政府扩大投资会产生挤出效应，而在需求不足时期，不会产生挤出效应。他把“挤出效应”概括为“把企业从金融市场挤出”；而罗振字同志则把挤出效应简括为公共支出扩张后，“使私人投资支出减少”。    我认为，财政扩张政策是否具有挤出效应，确实应着重看其作用结果，看其是否带动和增加了民间投资。如果是在实际上带动并增加了民间投资，那它就没有产生“挤出效应”；反之，如果它在实际上“挤”了民间投资，使民间投资不仅没有丝毫增加反而减少了，那就存在“挤出效应”。所以，我认为以上三种说法均有不足或不明确之处。“财政支出的扩张部分或全部被抵消”，被谁抵消？为什么被抵消？只能被民间支出减少所抵消。无论什么时期，经济运行正常时期也好，总需求不足时期也好，正常的财政扩张政策，即合理地扩大政府投资，都不可能完全“把企业从金融市场挤出”。“使私人投资减少”，这确是财政扩张政策所产生的“挤出效应”的一个重要特征与表现。但仅限于“私人投资”。似乎狭窄了一些，整个“民间投资”，除了私人投资外，更重要的部分是企业投资。所以，我把民间投资的被“挤”或减少，视为财政扩张政策所产生的“挤出效应”的根本特征及主要内容，甚至是唯一的测度指标。    基于上述认识，我认为，1998年以来我国推行的财政扩张政策还是产生了一定的“挤出效应”的。其主要理由或依据是：(1)我国近些年来实际利率的上升与政府投资增加、支出扩张还是有一定的关系的，那就是政府增加投资、扩张支出，导致市场实际利率上升，而实际利率的上升在客观上抑制了非政府的民间投资的增长。这种关系已从中国实际经济的运行中得到了印证。首先，1998～1999年国家通过发行2100亿元国债，将所筹的这笔巨资用于扩大基本建设投资，这是不争之事实。其次，1998-1999年的实际利率是明显上升的。1998年全部工业品出厂价比上年下跌4.1%，1998年12月一年期贷款名义利率为6.39%，实际利率即为10.49%。1997年12月一年期贷款名义利率为8.64%。这样，1998年12月的一年期贷款实际利率就比1997年同期上升1.85个百分点。1999年9月一年期贷款名义利率为5.85%，1～9月全国生产资料价格比上年同期下跌3.5%，9月份一年期贷款实际利率就为9.35%；1998年9月的一年期贷款名义利率为6.93%，这样1999年9月同上年同期相比，一年期贷款实际利率就上升了2.42个百分点。最后，国有投资虽然有些增长，但并没有带动民间投资相应增长。有资料表明，1981-1996年间，非国有投资年均增长29.9%，国有投资年均增长20%，非国有投资增幅快于同期国有投资9.9个百分点。但是自1997年以来，非国有投资的增长速度明显回落，低于同期国有投资增长速度。与此同时；非国有投资占社会投资的比重由1996年的47.6%降到1998年的45%。最具说服力的事实是：1998年国有经济投资增长17.4%，比上年提高8.4个百分点，这主要是由于政府投资的加大，而企业自身投资增长并不快。又另有资料显示，1998年非国有经济投资仅增长8%，比上一年的8.6%反而下降了0.6个百分点。（注：陈乐一．总需求不足的实证分析[J]．财贸经济．2000.3．）非国有投资下降，尤其是民间投资下降，这不可争辩的事实表明，政府的扩大投资确实通过实际利率上升这个中介，“挤”掉了一部分民间投资，这就是所谓财政支出扩张政策的“挤出效应”。(2)投资自身有其特定的运动规律，投资增长受多种因素制约，一是必须有足够的内在动力，即有丰厚利润的驱动；二是必须有明确的方向和领域，即有明确的投资目标。目前我国政府的扩大投资之所以没有产生预期效果，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受制于上述两条。通货紧缩使众多行业陷入不景气状态，社会平均利润率下降。没有丰厚利润的驱使，民间投资是难以启动和增长的，光靠政府带动也往往无济于事。再有，政府投资的目标及领域是较狭窄的，一般限于公共产品领域。而目前我国的公共产品的投资市场已基本趋向饱满，如能源及一些原材料（钢材、水泥等）已经供求平衡，有的甚至供大于求，继续扩大这方面的投资，缺乏足够的市场需求基础。硬是投资，只会增加过剩。另寻其它领域尚无可靠项目，盲目投资，势必造成浪费与损失。目前我国的社会总需求不足，虽然投资需求也有不足，但更主要的是消费需求不足，如果不把主攻方向放在扩张消费需求上；而仅靠扩大公共产品投资和固定资产投资，肯定对提高和扩大消费需求作用不大，社会总需求不足的问题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样政府扩大投资的实际效果就会受到影响，产生一定的“挤出效应”也是在所难免的。在我看来，承认我国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有一定的“挤出效应”，并不是对其抑制通货紧缩的重大积极作用的否定，而是为了能正确对待它，并想方设法避免它。实际上，我国的扩张性财政政策之所以产生一定的“挤出效应”与我国的货币政策滞后，没有与其协调配合有一定的关系。因此，研究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有机配合与协调就成为十分必要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