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制度绩效与经济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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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经济学理论基础扩展、提升篇(二)《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诺思“经济学家们已经正确地认识到经济学是一种选择理论。然而要改善人类的前景，我们必须理解人类决策的来源，这是人类生存的一个必要条件。——诺思（2005，P。170）“制度是一个社会的博弈规则，或者更规范一点说，它们一些人为设计的，型塑人们互动关系的约束。”“institutions”基本上由三个基本部分构成：“正式的规则，非正式的约束（行为规范，惯例和自我限定的行事准则）以及它们的实施特征（enforcementcharacteristics）”制度分析方法论基础中三个基石性问题，即（1）人类合作（2）制度分析中的行为假定（3）以及人类交换中的交易费用（transactioncosts）问题。在许多情况下，人们不仅有财富最大化的行为，还有利他主义（altruism）和自我约束的行为，而这些不同动机会极大地改变人们实际选择的社会结果。诺思还认为，人们是通过某些先存的心智构念（preexistingmentalconsttructs）来处理信息各辨别环境的，因而这些先存的心智构念对制度的形成、维系和变迁，都有着重要的影响。诺思还深刻指出，由于在人类的社会互动过程中，每个人所拥有的有关他人行为的信息均是不完全的，因而，每个人在社会选择中处理、组织以及利用信息时均存在着一定的心智能力上的局限（原因）。“人的这种心智能力与辨别环境时的不确定性结合在一起，便演化出了存在简化处理过程的规则和程序，由此而形成的制度框架则通过结构化人们的互动，限制了行为人的选择集合。”诺思说“我的制度理论是建立在一个有关人类行为的理论与一个交易费用的理论相结合的理论基础之上的。当我们将这二者结合在一起时，我们就能理解一种制度的存在，以及他们在社会运行中发挥了何种作用。” 为什么研究制度问题要从非正式约束开始呢？（1）即使在像当代西方国家这样法制化比较健全的发达经济体中，正式规则也只是人们社会选择之约束的很小一部分（尽管非常重要），而人们社会交往和经济交换中的非正式约束则普遍存在。（2）在人类社会诸种文化传统中所逐渐形成的一些非正式约束，包括人们的行事准则（codesofconduct）、行为规范（normsofbehavior）以及惯例（conventions）等，无论长期还是短期，都会在社会演化中对（行为人）的选择集合产生重要影响。（3）由于文化中衍生出来的非正式约束往往并不会对正式规则的变化作出即时反应，因而这些非正式约束嵌套在其中的文化则会在“制度的渐进演化方面起着重要作用，从而成了路径依赖的根源。”正式规则包括政治（司法）规则，经济规则和契约。一般而言，政治规则决定经济规则。换句话说，产权以及由此产生的个人契约一般是由政治决策过程所产界定并实施的。当然，经济利益结构也会对政治结构产生影响，因而诺思提出“规则来源于自利”，从而“规则的设计通常将服从成本考虑在内”诺思制度变迁理论的要点：有效率的产权结构是经济活力的源泉；国家决定产权结构，因而国家最终要对造成经济的增长、衰退或停滞的产权结构的效率负责；意识形态是个人与其环境达成协议的一种节约费用的工具，其功能是弱化偷懒和“搭便车”的道德风险，它能在很大程度上说明历史上国家的不稳定性，国家的兴衰。尽管明确的规则能给我们提供一个检验在不同条件下经济体绩效的实证数据的基本来源，然而这些规则与绩效之间事实上并不存在严格的一一对应关系。经济组织的最大化行为型塑制度变迁方向的三个具体途径：（1）派生出了投资于各种知识的需求；（2）有组织的经济活动，知识存量与制度框架之间的持续互动；（3）作为组织的最大化行为的副产品，非正式约束也会有渐进性的改变。非正式约束的主要作用是修改、补充或扩展 正式规则。因此，正式规则或其实施的变迁将导致一个非均衡状态的出现，因为构成稳定选择理论的基础是一个包括正式与非正式约束以及各种实施在内的综合因素理解制度以及制度变迁之困境的关键，就在于人们能认识到，他们生活在其中的那些构成行事准则和规则的东西是在长期中逐渐深化而成的。制度分析从根本上来说并不是研究博弈规则，而是研究个人对这些规则的反映，尽管这些规则可以即时改变，但个人对规则变化却是一个极其复杂和缓慢的过程。规则的变化要求规范、惯例和非正式准则的调进。为什么相对价格的根本性变化仍是制度变迁最重要来源？相对价格的变化，不仅能改变“个人在人类互动中的激励”，而且能改变人们的口味和偏好，从而改变人们的行为方式和一些“先存的心智构念”并最终导致制度的变迁。“路径依赖（pathdependence）”可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解释变量，这即是说，一个微小的历史事件可能导致某些制度产生并没着某种路径长期沿存下去。型塑制度变迁的路径的两种力量：（1）报酬递增（2）明显的交易费用为其特征的不完全市场在一个制度报酬递增的动态世界里，行为人的不完全或笨拙的努力所反映出来的是：以现有的心智构念——观念、理论和意识形态——来辨识复杂的环境是多么的困难。发展路径一旦被设定在一个特定的进程上，网络外部性、组织的学习过程以及得自于历史的主观模型，就将强化这一进程。人情关系依然是许多政治和经济交换的关键。产生这种人情关系的制度框架在演化过程中既不能带来政治的稳定，也不能使现代化技术潜力得到持续的发挥。制度是理解政治与经济之间的关系以及这种相互关系对经济成长（或停滞、衰退）之影响的关键。《理解经济变迁过程》2005P85良序运作的市场需要政府，但不是任何政府都能做到这一点。必须存在一些政府攫掠市场制度。因而，要解决这些发展问题，就需要设计一些政治制度，从而为良序动作的经济所必需的公共物品的供给奠定基础，同时，亦能限制政府及政府官员折自由裁量权和权威。 《历史上的交易费用》1997P149—152在历史上，有三个关键因素导致了交易费用的降低，它们分别是：（1）那些使非人脉关系化交换得以可能和可行的市场制度的出现（2）政府保护和实施产权的信念的确立（3）现代科技革命所带来的收益的增加。作为经济增长必要条件的被明晰界定且能被有效实施的产权结构，只有在政治自由和公民权利能得到确保的情况下，其本身才能得良序工作。只在有经济竞争存在且复杂的经济组织出现的前提条件下，可持续的竞争民主才有可能。诺思越来越重视人们的观念，认知，心智构念和意向性在人类社会制度变迁中的作用。宪政民主政制在四个方面可以确保一个市场经济秩序的良序运作（诺思，2005P107-108）（1）对政府官员行为的限制。政治秩序的关键，就在于对政府官员的可信限制。公民权利及其所隐含的对政府的限制，必须对政府官员来说是能自我实施的，那违背这些限制就会危及一个政治领导人未来的政治生命。（2）成功的宪法可以通过赋予公民权利以及对政府决策施加一些其他限制来部分减少政治舞弊（stacksofpolitics）（3）产权和个人权利必须得以很好地界定，以致这些权利被侵犯时，公民们能清清楚楚地知道。（4）国家必须提供尊重这些权利的可信承诺，以保护人们不受公共官员的机会主义以及剥夺行为所侵害。North2005PPviii_iv人类演化变迁的关键在于参与者的意向性……人类演化是由参与者的感知（perceptions）所支配的；选择——决策是在对旨在追求政治、经济和社会组织的目标的过程中的不确定性的感知中作出的。因而，经济变迁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行为人对自身行为结果的感知所型塑的刻意过程。在信念体系和制度框架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信念体系体现了人类处境的内在表诠，制度则是人类施加在所处环境之上以达致合意结果的结构。因而，信念体系是内在表诠，制度则是这种内在表诠的外在显现（manifestation）。North.2005.p61-62(先存心智构念mentalconstructs)个人所形成的用来解释周围世界的心智构念部分是从他们的文化遗产中产生的，部分是从他们所面临和必须解决的“局部的”日常问题中所产生，还有一部分是“非局部的”学习结果。“人类的基因特征提供了心智的初始建构（initialarchitecture）；心智与文化遗产和个人经验之间的相互作用型塑了学习。”基因、文化遗产和个人经验，便构成了人类学习的“三个来源”。路径依赖：从过去衍生而来的制度和信念影响目前的选择。按照哈耶克的见解，市场经济是一种不断自我生长和自发扩展的人类合作秩序。在人类历史上，这一合作与扩展秩序常常被一些未知的社会因素和社会机制所制约，致使这一扩展秩序不能自我扩张而占据整个社会，因而历史上的市场经济好像被困在一个与世隔绝的“钟罩”内。因此，“人类合作的扩展秩序”的市场经济被种种社会因素所阻断和隔膜的社会安排称作“布罗代乐钟罩”。 诺思，瓦理斯和温加斯特指出，在人类社会历史上曾存在过三种社会秩序：原始社会秩序；有限进入社会秩序；开放进入社会秩序。诺思2005P104秩序是长期经济增长的必要（但非充分）条件。秩序同样也是建立和维系个人自由和产权的各种条件的必要（非充分）条件，而我们将个人自由和产权与一致同意的民主的社会联系在一起。不断增进我们对秩序和无序之根源以及从一种秩序向另一种秩序转型的理解，对于理解经济变迁来说是必要的。1.制度与制度变迁绪论制度是一个社会的博弈规则，或者更规范地说，它们是一些人为设计的，型塑人们互动关系的约束。制度约束包括两个方面：（1）有时它禁止人们从某种活动；（2）有时则界定在什么样的条件下某些人可以被允许从事某种活动。组织包括政治团体（政党、参议院、市议会、行政机构），经济团体（厂商、工会、家庭农场、合作社），社会团体（教堂、俱乐部、体育协会），以及教育团体（学校、大学、职业培训中心）。这是些为达至某些目标并受共同目的约束的个人团队。制度变迁是一个复杂的过程。这是因为制度变迁在边际上是一种列规则，非正式约束，实施的形式及有效性变迁的结果。此外，制度变迁一般是渐近的，而非不连续的。这些都是因这社会中非正式约束嵌入的结果。尽管正式约束可能由于政治或司法决定而在一夜之间发生变化，但嵌入在习俗、传统和行为准则中的非正式约束可能是刻意的政策所难以改变的。制度决定经济绩效，而相对价格变化则是制度变迁的源泉。制度与组织的交互作用决定了制度变迁的方向。制度，与经济理论中那些标准的约束一起，决定了存在于一个社会中的机会。组织是为了利用这些机会而被创造出来的。组织演化又会改变制度。制度变迁路径取决于：（1）由制度和从制度的激励结构中演托出来的组织之间的共生关系而产生的锁入效应；（2）由人类对机会集合变化的感知和反应所组成的回馈过程。锁入效应的产生，是由于制度矩阵有报酬递增的特征，而这个特征是从组织对其所由而生的制度框架以及衍生于制度的网络外部性的依赖中产生的。人们常常不得不在信息不完全的情况下行动，处理那些通过心智构念而得来的信息，因而，他们常常是行进在无效率的路径上。政治和经济市场的交易费用固然催生了无效率产权，但使这产权长期得以驻存的，则是市场参与者在试图理解复杂问题时所采用的不完美的，主观主义的模型。2、合作：理论问题如果说经济体系通过创立相对有效率的制度来获得交易收益，那也只是因为在某些特定环境中，拥有改变制度之谈判力量的人为了达到其私人目的，而生成或演化出了一些具有社会效率的制度结果。行为人的主观模型、制度降低交易费用的有效性，以及制度的可改造性程序及其对偏好和相结价格变化作出反应的能力，决定了这种特定环境。3、制度理论中的行为假定行为人的认识系统能提供关于世界的真实模型来指导他们选择，或者至少，行为人接收到的信息将会使原本发散的模型趋于收敛。人类行为的两个具体方向：（1）动机（2）对环境的辨析（deciphering） 在许多情况下，人们不仅有财富最大化的行为，还有利他主义以及自我实施的行为，这些不同动机极大地改变了人们实际选择的结果。同样，我们发现，人们是通过某些先存的智构念来处理信息，辨别环境的。建立在对现实的主观感知基础之上的意识形态，是决定人类选择的重要因素。制度是为了降低人们互动过种中的不确定性而存在的。不确定性源于人类互动过程中个人所拥有的有关他人行为的信息的不完全性。个人计算能力上的局限则是由处理，组织及利用信息的心智能力决定的。人的心智能力与辨析环境时的不确定性结合在一起。便演化出了旨在简化处理过程的规则和程序，由此形成的制度框架通过结构化人们的互动，限制了行为人的选择集合。4、关于交换的交易费用理论交易费用包括：衡量交换物之价值的成本，保护权利的成本，以及监督与实施契约的成本。这些衡量与实施成本是社会、政治与经济制度的来源。生产的总成本包括土地、劳动力以及资本的投入，这些投入有些与物品的物理转形（尺寸，重量，颜色，地点，化学成份等）有关。有些则与交易有关，即用于界定、保护以及实施物品的产权（使用的权利，受益的权利，排他的权利，以及交换的权利）部分。商品，服务，以及代理人的表现，均具有多种属性。且属性层次的高低随样本或代理人的不同而不同。高昂的成本使得对这些层次的衡量不可能是全面的或完全精确的。辩明每一交换单位的各种属性之层次高低所需的信息成本，是这种意义上的交易费用的根源。风险溢价的大小取决于另一方采取背信行为并给第一方带来成本的可能性大小。产权，是每个人支配其自身劳动及所拥有之物品与劳务的权利。这种支配权是法律规则、组织形式、实施机制以及行为规范的函数，也就是说，是制度框架的函数。制度为交换提供结构，它（与的用技术一起）决定了交易费用和转形成本。制度能在多大程度上解决协调与生产问题，取决于参与者的动机（其效用函数），环境的复杂程度以及参与者辨识与规范环境（衡量与实施）的能力。在经济史上出现过的大部分交换，都是与小规模生产以及地方性相联系的人际关系化的交换；交换的第二种一般形式：非人际关系化交换（在这种交换中，各方主要受到家族纽带、契约义务，交换抵押，以及商人行为准则的约束）。交换第三种形式是第三方实施的非人际关系化交换。事实上，创建一系列规则来使各种非正式约束能发挥作用，是建立有效的第三方实施的最佳途径。要建立一个制度模型，我们就必须深入地探讨非正式约束，正式规则以及实施机制的特征及其演化方式。之后，我们才可以将他们放在一起，来分析政治——经济秩序的整体制度构成。5、非正式约束 在我们与他人的日常互动中，不论是在家庭内部，还是在外部的社会交往中，还是在事业活动中，支配结构的绝大部分是由行事准则（codesofconduct）,行为规范（normofbehavior）以及惯例（convention）来界定的。心智处理信息的方式依赖于“大脑的学习能力，而这种能力通过一种或多种精心构造的自然语言程式来将感性的、态度的、道德的（行为的）以及事实的信息转换为能被接受的符号”（Johansson.1988.p176）文化则可以被界定为“由教育与模仿而代代相传，并能影响行为的那些知识，价值及其他因素”（BoydandRicherson.1985.p2）非正式约束的出现是为了协调重复进行的人类互动，它们是：（1）正式制度的延伸，阐释和修正；（2）由社会制裁约束的行为规范；（3）内部实施的行为标准。惯例最重要的特征是：在交换成本给定的情况下，衡量成本被降低到最低，这对交换双方都是有利的，而且，交换能够自我实施。心智处理信息的方式不仅是制度存在的基础，也是理解非正式约束在长期或短期的社会演化中对选择集合的形成产生重要影响的关键。在短期，文化限定了个人处理和利用信息的方式，因而，可能影响到非正式约束的理解。惯例是文化的，规范也是。观念，有组织的意识形态，甚至是宗教狂热，都在型塑社会与经济体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6、正式约束正式规则包括政治（和司法）规则，经济规则和契约。政治规则广泛地界定了政治的科层结构，包括其基本的决策结构，日常程序控制的外部特征。经济规则则界定产权，其中包括了对财产的使用，从财产中获取收入，以及让渡一种资产或资源的一系列的权利。契约同包括了专属于交换的基本个特定合约的条款。正式规则的功能在于促进某些特定类型的交换，而并非所有的交换。一般来说，现行的政治规则决定经济规则，尽管这种因果关系也是双向的。换句话说，产权以及由此产生的个人契约是由政治决策过程界定并实施的，而经济利益结构也会对政治结构产生影响。在重复交易中，声誉是一个有价值的资产。（——折射到社会资本问题）规则是自上而下的，从政治到产权，再到个人契约。契约反映了内置于产权结构（以及实施特征）中的“激励——非激励”结构，故而，参与者的机会集合以及特定契约中所创设的组织形式，也都来源于产权结构。规则与绩效之间事实上并不存在严格的一一对应关系。也就是说，由非正式规范，规则和实施特征所组成的混合体，将共同决定选择集合与最终结果。7、实施一个社会不能发展出有效的，低成本的契约实施机制，是导致历史上的停滞以及第三世界不发达的重要原因。那些能使人们在非人际关系化交换下从贸易中获取收益的复杂契约，必须伴随着某种形式的第三方实施。制度对合作的确保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理解：首先，需要建立一个交流机制来为何时实施惩罚提供必要信息。制度通过提供这类信息，使稽查缺失成为可能，制度还往往能减少信息的需求量。 第二，由于惩罚通常是一种公共品，那使全体受益，而成本却由少数人承担，因而制度还必须要为那些承担惩罚他人的职责的人提供激励。交换在时间和空间上越是复杂，为实现合作结果所需的制度便越复杂，成本也越高。8、制度与交易费用和转形成本界定与保护产权以及实施合约，都需要耗费资源。制度与所用技术一起决定交易费用。由土地、劳动和资本等投入品转形为商品与服务，也需要耗费资源。转形不仅是所用技术的函数，也是制度的函数。故而，制度是影响生产成本的关键因素。交换中的权利与约束之间的关系可分为三个层次：（1）首先是存在于简单、直接的交换中的；（2）其次是涉及生产中的较复杂的关系；（3）最后，是整个经济体系。金钱代表了对资源的控制力量；而制度则决定了这种交换的成本。新的研究主题设计出一种组织形式来鼓励工人的参与与合作，挑选出有吃苦耐劳品质的工人等，都已经成为新产业组织理论当前的研究主题。界定个人机会集合的制度约束，是一个正式约束与非正式约束的综合体。它们构成了一个相互联系的网络。不同的组合方式决定了在不同情况下的不同机会集合。正式规则与非正式约束的复杂组合使得在特定条件下的连续渐进的变迁成为可能。正式规则与非正式约束的微小变化，会随着时间的推而逐渐地改变制度框架，进而深化出一个与初始状态不同的选择集合。制度约束的复杂组合将带来各种不同的正式与非正式约束的综合体。在作为交换的约束基础的制度框架中，交易费用是最容易被观察到的部分。交易费用包括那些产生于市场因而可衡量的成本，也包括那些难以衡量的成本，如为了获取信息而花费的时间，排队，贿赂等，还包括由于监督与实施的不完全而导致的损失。9、组织、学习与制度变迁组织作为一个有止的的实体，是由其创立者设计出来，用来最大化其财富、收入、以及其他一些由社会制度结构所提供的机会所限定的目标的。组织不仅是制度约束的函数，也是其他一些约束的函数（如技术、收入、偏好等）。组织中的“干中学”，顾名思义，是指组织经过重复的互动，能获得一些协调方面的技能并发展出能顺利运作的例行流程。纯粹知识是应用型知识的前提，但应用型知识的发展则开启了或提出了需要探索的问题。因此，应用型知识是纯粹知识发展的重要源泉。人力资本主是取决于学校教育与在职培训的发展。人力资本的投资与有形资本的投资通常是互补的；在人力资本市场不完全的情况下，人力资本的增长不一定能与有形资本结构的成长同步。管理的真正任务是：（1）设计与发掘市场（2）评估产品与生产工艺（3）积极地管理雇员的行动。在所有的这些任务中都包含着不确定性，都需要对信息投资。如果企业或其他经济组织投资于那些能提高有形资本或人力资本投入品的生产能力的知识，或是投资于能增进企业家默会知识的方面，那么由此而带来的生产能力提高将是与经济成长相一致的。经济组给的最大化行为是通过以下几个途径型塑制度变迁：（1）派生出了投资于各种知识的需求：（2）有组织的经济活动，知识存量与制度框架之间的持续互动（3）作为组织的最大化行为的副产品，非正式约束也会有渐近性的改变。 组织也会鼓励社会去投资于那些能间接地提高他们的获利能力的技能和知识。这种投资型塑了技能与知识的长期成长。而技能与知识的长期成长又是经济成长的根本决定因素。知识市场与市场参与者的主观感知碰合在一起，创造出了接近于社会报酬率的私人与公共教育投资。规则的有效结构不仅奖励成功，还会封杀掉组织中那些不符合要求的部分，这意味着有效的规则将消弭不成功的努力，而提升成功的努力。10、稳定性与制度变迁正式规则与非正式约束之间的复杂互动，与实施方式一起，型塑我们的日常生活，指引着我们生活中的大部分现世（mundane，这个词最能让我们认识到什么是制度的稳定性）活动。制度，通过降低我们为我们的观念所付出的代价，而使观念、教义、时尚以及意识形态等成了制度变迁的重要来源。制度均衡是指：在各方的谈判力量以及一系列构成整个经济交换的契约性谈判给定的情况下，任何一方都不可能通过投入资源来重构合约而获益。11、制度变迁的路径布莱恩·阿瑟：微小的历史事件可能导致一种技术在另一种技术竞争时胜出。阿瑟总结出四种自我强化机制：（1）巨大的启动或固定成本，这意味着增加产量能降低单位成本；（2）学习效应，能改进产品，或在产品的受欢迎程度增加能降低成本；（3）协调效应，这有利于与其他采取类似行动的经济主体合作。（4）适应性期望，产品在市场上受欢迎程度的增加，将能增强人们有关该产品将更受欢迎的信念。这些自我强化机制所带来的结果，用阿瑟说，有以下四个特征：（1）多重均衡——有多个解决办法，而结果不确定；（2）可能的无效率——一项本来更好的技术，由于运气不好，不能获得拥挤而失败；（3）锁入——一种解决方案一旦达成，就很难再从中走出来；（4）路径依赖——一些微小事件的结果以及机会环境能决定结局，并且，结局一旦出现，便会产生一条特定的路径。事实上，技术与技术之间的竞争只是间接的，而运用竞争性技术的组织之间的竞争才是直接的。协调效应能直接从与其他组织的契约中产生，也可间接地产生于对政治组织进行投资这样一些辅助性活动。更重要的是，正式规则将导致一系列非正式约束的产生。它们修正正式式规则，并将正式规则延伸至各种具体的应用领域。适应性期望的产生，是由于建立在特定制度基础上的契约的受欢迎程度的增加能降低规则持久性方面的不确定性。简单地说，制度矩阵的内部依存网络产生了很大程度的报酬递增。一条有适应性效率的路径能使在不确定性条件下的选择最大化，能为人们尝试使用不同的行事方式留出空间，能帮助形成一个有效率的回馈机制，以鉴别出那些相对无效率的并淘汰之。（个人，惟及正式或非正式约束的特定变化，当然有可能改变历史，但在绝大多数情况情况下，不会逆转其方向）在每一个社会，相对价格变化都会产生出边际上的适应性调整，调整的部分是那些需要得到解决的直接的问题，而采取何种解决办法，取决于参与者（那些与特定的总体制度环境相关的组织）的相对谈判力量。 不同的历史以及不完善的结果回馈机制，也使得行为人的主观模型各不相同，其作出的政策选择因而必是不同的。如此种种情况，使得边际调整自然不会趋于一致。（行为人的观念在制度中所发挥的作用，要比其在技术变迁中所发挥的作用更为重要。因为意识形态信念，影响着决定选择的主观构念模型。）制度矩阵的报酬递增特征以及参与者的辅助性主观模型提醒我们，虽然特定的短期路径是不可预测的，但长期的总的方向则不仅是可预见的，还是难以逆转的。12、制度、经济理论与经济绩效制度在（社会中）具有更为基础性的作用，它们是决定长期经济绩效的根本原因。由交易费用决定的行为人对信息的处理过程，是制度形成的基础。制度对当代经济分析的重要性可概括如下1、特定的制度约束格局有特定的经济（和政治）模型。这些模型随时期的不同，经济体的不同而有巨大变化。模型带有制度特征，并且通常对制度约束的变化有很高的敏感性。2、自觉地纳入制度因素，将迫使所有的社会科学家，尤其是经济学家，去追问构成其学科之基础的行为模型，进而去探究——比以往所做的更加系统——信息的成本以及其不完美的处理过程对于行为人的行为的含意。3、观念和意识形态是重要的。而制度在决定其重要的程度方面发挥着主要作用。观念与意识形态型塑了个人用以解释周围世界并作出选择的主观心智构念。此外，通过以特定的方式为人类的互动提升结构，正式制度影响着我们为自身的行动而需要付出的代价，而当——刻意地，或只是碰巧——正式的制度结构使人们可以用较低的成本来表达他们的观念时，它们就为人们提供了将自己的观念和意识形态纳入到选择中去的自由。4、政治与经济之间极为复杂的内在联系，是我们理解任何一种经济绩效时都要考虑的，因此，我们必须发展出一个真正的政治经济学。制度约束界定了政治与经济之间的交换关系，从而决定了政治——经济系统的运行方式。渐近性变迁的源泉是组织及其企业家通过获得那些能促进其目标的技能、知识与信息而可能获得的收益。路径依赖来源于一旦走上某个特定路径就能强化这一方向的报酬递增机制。路径的改变是由未能预见到的选择的后果，外部效应，以及一些分析框架之外的力量。15、经济史上的稳定与变迁当前的政治、经济和军事组织的形式以及其最大化的取向，是从制度结构所提供的机会集合中衍生出来的，同时，制度结构本身也在渐进地演化。最早的人类交换甚至连语言都不需要。那里交换规则是通过家庭集团之间可能结为世仇的威胁来实施。然而，到了部落社会，交换就不是那么简单了。由于缺少由正式成文规则支撑的国家，稠密的社会网络替代了它的功能。特定独行与标新立异被认为是对群体生存的一种威胁。第二种交换形式——苏克——已存在了几千年，其特征可归结为：流传甚广，一定程度的非人际关系化交换，以及相对较高的交易费用。苏克的核心特征是（1）高额的衡量成本（2）不断进行的客户化努力——那试图与其他商人建立起一种重复交换的关系，但却总是不完美的；（3）在每种情况下都需要深入细致地讨价还价——关键是自己获益，而让对方付出代价。在苏克中所缺乏的，正是法律制度与司法实施的根本基础。这一基础能使自愿性组织变得可行并且盈利。缺少了他们，就没有了改变这个系统的任何激励。 降低交易费用的创新，是由组织、工具、特定技巧以及实施特征的创新组成的。这些创新产生于三个成本边际：（1）能增加资本流动性（2）能降低信息成本（2）能分散风险。影响资本流动性的创新之一，是规避反高利贷法的技巧与方法的演化。另一种影响资本流动性并最为人们所关注的创新，是汇票的演化，特别是那些能促进其转让的技巧与工具的发展，以及贴现方式的发展。影响资本流动性的第三个创新，是由如何在远程贸易中保持代理人的控制这个问题引起的。降低信息成本方面的主要发展，是各种商品价目表和手册的印制。这些方面的发展主要是大量的国际贸易引起的，因而也是规模经济的产物。最后一个创新是将不确定性转形为风险。这里的不确定性是指：人们无法确定一个事件发生的概率，因而也无法为这个事件的发生提供保险措施。（特定的创新以及特殊的制度工具，是两种根本的经济力量互动的产物。一种力量是与贸易的扩大相联系的规模经济，而另一种力量，则是实施机制的完善使得以较低的成本实施契约成为可能）。14、制度分析与经济史的结合：前景与疑难激励是经济绩效的根本决定因素。它暗含在我们的理论中，并被假定具有特定的形式与影响。制度矩阵（包括正式规则忣及蕴含于观念与价值中的非正式约束）的适应性效率特征，引导了这种经济与政治环境的诞生，并使组织的生产性活动以及他们发展技能与知识的努力得到回报。政治与经济组织通过网络外部性及他们一些报酬递增的来源而对制度矩阵的强化，为美国经济史路上决定性的印记。组织也导致了渐近性的变迁。那种稳定性与渐近性变迁相融合，可以带给我们对那段历史更深入，也更令人满意的解释。非正式约束来源于价值的文化传递，来源于为解决特定的交换问题而对正式规则的扩展与应用，来源于解决简单的协调问题的方法。总体而言，它们对制度结构有着广泛的影响。行为人的主观感知并不仅仅来源于文化，它还不断地被经验所修改，而经验经过了现存的（文化决定的）心智构念的过滤。因而，相对价格的根本性变化将逐渐地改变规范与意识形态，并且，信息的成本越低，这种改变越迅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