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经济学 康芒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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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制度经济学康芒斯第一章　观点我的观点根据于我参加集体活动的经验，从这些活动中，我在这里得出一种关于集体行动在控制个人行动方面所起的作用的理论。这种见解可能适合也可能不适合别人对于制度经济学的观念。我的《资本主义的法律基础》一书以及这部《制度经济学》的各种油印稿本和修正稿本的读者提了一些评论和批评，意思是说他们不懂我的理论，也不了解我是什么目的，并且说因为我的理论完全是我自己个人的看法，所以也许没有人能了解；这些评论和批评使得我取消个人的抑制，大胆地把我自己当作一个五十年来参加了多种多样的集体行动的“客我”。在这第一章特别是关于意外事故和失业问题的一节

2、里，我要叙述参加集体行动的经过。我认为这本书并不是一种我自己个人的理论，而是一种符合集体行动中许多经验的理论，因此需要跟以往二百年的个人主义的和集体主义的学说调和一致。我参加集体行动是在１８８３年加入俄亥俄州克利夫兰的印刷工会为会员时开始的。我带着一个“乡下印刷工人”的一团朴素和好奇心来到那里工作，具有在印迪安那州乡间一个小村落中一家小型报馆和小印刷店里得到的七年的多方面的训练。这种每天工作十二小时，每周做七天工，每周工资十五元左右的新经验，以及工会努力控制一家大的日报社的n雇主和印刷工人两方面的结果，再加上我在１８８６年以前作为一个流动印刷工人的旅

3、行，改变了我，使我放弃了准备做新闻工作的一种模糊的打算，转而计划尽可能从各方面来研究整个的经济学问题。在经济学说方面，我所读的第一本书是亨利·乔治的个人主义的和神学意味的《进步与贫困》。这是一个同事的印刷工人推荐给我读的。我始终不能像乔治那样，用演绎法达成结论。我不满意他谴责工会，我知道，拿我自己的实例来说，工会所取得的就业条件胜过邻近的那家自由雇用的工厂里现有的条件。我第一次接触到法律和经济学的关系问题，是１８８８年在约翰·霍布金斯大学伊里教授所讲的课程里。１８９９年，我为美国产业委员会研究移民问题，这项工作使我实际上等于跑遍了所有全国工会的领导机

4、构。这使我进一步研究资本家和劳工组织对产量的限制。１９０１年以后，我和代表“工人、雇主和公众”的全国公民联合会一起参加了劳动仲裁，１９０６年又和同一组织调查市营的和私营的公用事业。我受威斯康辛州州长福勒特的委托，１９０５年起草一种行政事务法，１９０７年又起草一种公用事业法。这一公用事业法的宗旨是由地方公用事业公司来确定和维持合理的价值和合理的措施。１９０６和１９０７年，我和其他的人一起给塞纪财团调查匹兹堡钢铁工业中的劳工情况。１９１０和１９１１两年，社会主义者控制着米尔沃基市的时候，我给他们组织了一个“经济和效率局”。１９１１年，我又给威斯康辛州起草

5、一种《产业委员会条例》，然后参加了两年这一条例的实施工作，我的目的是调查和实行有关雇主与雇员关系的合理的规章和措施。１９１３至１９１５年，我担任威尔逊总统所指派的“产业关系委员会”的委员。１９２３年，费特尔教授、里普莱教授和我代表了四个西部的州，出席联邦商业委员会，处理关于美国钢铁公司所行的不公平办法的“匹兹堡附加案”。１９２３和１９２４年，我以全国货币协会会长的身份，在纽约和华盛顿研究联邦准备银行制度的运行。在这以后，１９２８年我协助众议院议员斯特朗（堪萨斯州的代表）拟订他向众议院币制委员会提出的稳定物价法案。在那当中，１９２４和１９２６年间，我担

6、任了两年委员会的主席，在芝加哥的衣着业中实施一种自愿的失业保险计划。这个计划和我以前在１９２３年给立法机构拟订的计划相同。这种计划经过修正，最后于１９３２年由威斯康辛州制定为法律。我不了解，任何经过这五十年的参加实际工作的人，怎么能不得到两项结论：利益的冲突和集体的行动。甚至国家和城市也就是那些握有统治权的人们的集体行动。同时，我不得不研究了许许多多判例，主要是美国最高法院和劳动及商事仲裁法解的判例，要看出这些法庭根据什么原则判决利益冲突的争执——法院系根据宪法上关于合法程序、保护财产和自由以及平等的法律保障这几方面的条款来行动的。这些判例我在《资本

7、主义的法律基础》（１９２４年）里曾加以讨论，本书是一种和前书有关的对经济学家的各种理论的研究。我觉得经济学家中很少采取这里所发挥的观点，或是提出什么意见能把法律制度配合到经济学里面，或是能配合美国司法机构所采取的这种依据宪法的路线。１９０７年，我和法律家一同起草一种公用事业法时注意到的主要问题，是美国最高法院在１８９０年以后对“财产”这个名词的意义有了改变。这一改变在以前那种“有形的”财产的意义（例如，１８７２年的“屠宰场案件”和１８７６年的“墨恩案件”中）以外，加上了新的“无形的”财产的意义，这是最高法院１８９０年以后给予“财产”一词的新的解释。这

8、种补充的意义为１８９７至１９０４年间的若干判决完全肯定下来。无形的财产，按照这些判决以及《资本主义的法律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