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法论文+经典案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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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逼我所用”还是“为我所用”：知识产权的立法背景　　在法律发展史上，知识产权是罗马法以来“财产非物质化革命”[1]的制度创新成果，也是西方国家三百多年来不断发展成长的“制度文明典范”。[2]对发展中国家而言，知识产权是一种制度“舶来品”，是被动移植、外力强加的结果；知识产权立法不是基于自身国情的制度选择，往往是受到外来压力影响的结果。　　中国知识产权制度的百年史，是一个从“逼我所用”到“为我所用”的法律变迁史，也是一个从被动移植到主动创制的政策发展史。从清朝末年到民国政府50年的时间里，我国知识产权制度处于“被动性接受”阶段

2、。自19世纪末叶以来，从清朝政府实行新政向西方学习到北洋政府、民国政府取材外国法进行移植，知识产权法律无一不是被动立法的结果；从新中国成立到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前的50年间，我国知识产权制度则处于“调整性适用”阶段。这一时期，我国经历了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型，知识产权制度处于“法律本土化”[3]的摸索阶段：前30年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知识产权制度强化管理功能，主要依赖一些行政规章保护知识产权；后20年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知识产权立法工作得以“拨乱反正”，建立健全了知识产权法律体系，并与知识产权国际规则靠拢。从中国加入W

3、TO到现阶段，我国知识产权制度进入到“主动性安排”阶段。近10年来，中国站在战略全局的高度，致力于知识产权制度建设，并通过制定和实施国家知识产权战略，有效利用知识产权制度，以此作为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实现跨越式发展的政策抉择。　　中国改革开放的30年，亦是中国知识产权法制建设的30年，其大致经历了重建、发展和完善三个阶段：　　(1)恢复重建阶段。自上世纪70年代末国家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我国法制建设重新起步，知识产权立法工作进入一个新时期。从80年代初到90年代初，我国先后颁布了《商标法》(1982年)、《专利法》(1984

4、年)、《著作权法》(1990年)、《反不正当竞争法》(1993年)等，初步建立了知识产权法律制度体系。笔者认为这一时期的知识产权立法，主要考虑本国国情，处于较低水平的短暂“过渡期”。[4]这主要表现在：主要知识产权法律已经制定，但其他知识产权立法未及考虑；知识产权保护标准不是很高，但符合本国经济、科技发展现状；国际文化交流不对等，因此未能参加国际著作权保护体系。　　(2)快速发展阶段。自上世纪90年代初至新世纪初年，我国知识产权立法工作进入“快车道”。中国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前，全面修订了《著作权法》(2001年)、《专利法》(1

5、992年、2000年)、《商标法》(1993年、2001年)，颁布了《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1997年)、《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保护条例》(2001年)等，使我国知识产权保护标准和水平达到了知识产权国际公约的要求。笔者认为，中国仅用了10多年的时间就实现了从低水平到高水平的过度，完成了从本土标准到国际标准的转变，其重要动因是：第一，国际社会的压力。随着中国对外开放和对外贸易的发展，双边、多边知识产权冲突不时发生。1992年《中美知识产权谅解备忘录》的形成，客观上加快了知识产权修法进程。而在“国际贸易知识化”的体制下，知识产权保护成为

6、国际经贸领域的基本规则，中国不得不顺应“知识产权国际化”的潮流，在参加WTO的同时加入《知识产权协定》(TRIPS)。第二，自身发展的需要。中国作为新兴的工业化国家，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是推动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的内在要求。在制度安排方面由被动到主动，是经济增长型国家的必要选择。可以说，中国知识产权立法，正是通过法律制度的现代化去推动科学技术的现代化。loanapprovalandpostcreditapprovalofficer/atalllevelsinaccordancewithcreditapprovalrules,licen

7、singandeventualexerciseofcreditdecisionpowerofpersonsorinstitutions.Reviewfindingsandreviewcomments,accordingtotheBank'scredit　　(3)基本完善阶段。自参加WTO、全面修法之后，中国知识产权立法开始进入一个战略主动期。为了进一步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推动知识产权制度建设，中国于2004年、2005年分别成立了“国家保护知识产权工作组”和“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制定工作领导小组”。2006年1月，胡锦涛总书记在全

8、国科学技术大会上提出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战略目标。同年5月，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强调：“加强知识产权制度建设，提高知识产权创造、运用、保护与管理能力，是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的迫切需要。”[5]2008年6月，国务院发布《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