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和印度：不同绩效的制度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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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和印度：不同绩效的制度根源作者：阿什瓦尼•塞思《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0年第1期   在六十年前开始的所谓的发展竞赛之初，革命社会主义的中国和议会民主的印度，在经济结构和发展水平上非常接近，但在文化凝聚力、体制灵活性和政治定位上，两国则相去甚远。现在这场竞赛的结果一目了然，但本文要讨论的并不是谁胜出，而是为何胜出，如何胜出。1978年，中国开始了系统性的或政策制度的改革，随后印度也开始了改革。但是本文认为，在这一轮变革启动之初，中国就已经在竞赛中遥遥领先了。作者试图解释两种社会和两个经济体在不同的制度配置下的不同表现，特别是在改革前的农业部门，并强调中国全民动员转型模式的力量与印度长期体

2、制僵化和障碍之间的强烈对比。改革之后，在消极的社会功能中所出现的一种融合的进程，似乎正在取代传统的社会聚合而成为主导。作者对两个发展路径的重大历史意义进行了思考：尼赫鲁的国家主导计划的发展和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是否成为了两国资本主义的先导，从而开启了两个曾经的亚洲大国重返全球资本主义博弈，并大大改观了参与的条件。　①作者简介：阿什瓦尼·塞思（AshwaniSaith），海牙社会学院教授，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访问教授。编译者：谷晓静，中国能源有限公司翻译，英国西敏大学访问学者。别曼，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博士研究生。校者：王新颖，中央编译局海外理论信息研究中心副编审。　　本文编译自“ChinaandIndi

3、a：TheInstitutionalRootsofDifferentialPerformance”，原载《发展与变迁》（DevelopmentandChange）2008年第39卷第5期，第723—757页。一、发展竞赛　　自从1947年印度取得独立和1949年中国获得解放，亚洲两个大国的经济表现就引起了人们强烈的对比兴趣。中国展示的是共产党的中央指令下建设革命式的社会主义，而印度追求的是一种“社会的社会主义模式”，标榜议会民主。两者之中谁会胜出呢？在被控的冷战后殖民主义时代，在从上世纪殖民主义解放的前夕，世界各国和人民都在关注这场竞赛。两个大国也在观察，不仅仅是下赌注或者为了获得窥伺性的利益

4、。　　美国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在其1953年的亚洲之行后，发表了他对中国和印度的看法：“这两个国家之间正在进行一场竞赛，来验证自由方式和警察国家方式到底哪一个能实现更好的社会进程。这个竞赛直接影响着这两个国家的8亿人口。长远地来说，竞赛的结果将会影响到整个人类社会，包括我们自己。”（Bowles，1954：229，citedinGhosh，232002）。印度总理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在1954年也同样直率地写道：“现在我最感兴趣的国家是印度和中国。我们的政治和经济结构显然不同，但是我们实际面临同样的问题。未来将会证明，哪个国家、哪种治理模式将在各方面取得更大成功。”（Frankel，197

5、8：120，citedinGhosh，2002）　　半个世纪后，印度现任总理曼莫汉·辛格在独立日讲话中，回答了尼赫鲁关于未来的提问：“从独立到现在已经大约60年了。60年只是古老的文明史的一个短暂瞬间，但对于一个年轻的国家来说却是漫长的。在这60年中，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欧洲的帝国消失了。新的力量在亚洲出现。看看日本的今昔。看看中国的今昔。当看他们的时候，我在怀疑我们是否发挥了自己的所有潜能。”（辛格，2006）　　在睦邻友好和平共处的协议和反对帝国主义的一致论调之下，中印两国在地区和国际层面的政治经济竞争不断升级。两国都希望实现制度现代化和兼顾公平的长期迅猛发展。但是按照它们自己的观点

6、说，两匹马跑向不同的、独立的竞赛方向。印度更多的是和自己的过去对比，用殖民时代的苦难和凋敝对比新生独立国家的成就。相对于一个静止的客体，这并非一个难以取胜的比赛。第二个尺度是内部与其通过的计划目标做比较——当然这些目标制定了，但是通常没有实现。而中国从未认真地与自己喜马拉雅的邻居比成绩。中国超过印度根本就不是一个问题，赶超西方才是中国真正的挑战。1958年，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十五年超英赶美”的口号。（Selden，1979：78）。中国把自己的目标设定到真正的世界性高度。　　中印两国之间上下波动的关系经历了几个周期阶段。最初，两国都怀着对独立和解放的民族和社会自豪感，接受社会结构转型的宏大目标

7、，这是两国兄弟关系的阶段，“印中是兄弟”这一口号，强调了两国在那一历史时刻的共同行动。周恩来1956年冬访问印度是中印兄弟情谊的顶峰。但其后几年，形势急转之下。殖民时期的后患显现出来，边界争议发展成摩擦和冲突，最终在1962年演变为战争。对于印度来说，中国兄弟突然变成了中国龙，两国兄弟情尽、分道扬镳——“印中再见”。其后，两国都经历了复杂的、历时两代的社会和经济动荡。直到1988年，尼赫鲁的外孙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