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刘呐鸥小说两个问题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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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論文鏈接：http://www.gwz.fudan.edu.cn/SrcShow.asp?Src_ID=1131关于《张迁碑》若干问题的思考（首发）赵楠吉林大学古籍研究所《汉故谷城长荡阴令张君表颂》（习称《张迁碑》）自明代出土以來，以它坚实稚拙的风格影响著一代又一代的操觚之士；相应地，它的碑文文本与文字也存在着诸多问題，三百年间聚讼纷纭，疑义互生，几令后來者难于置喙。《张迁碑》一方面是书法史上的名作，另一方面亦是重要的石刻文献，故历代对《张迁》真伪之争论均不能脱离文本之真伪、书迹之真伪、刻石之

2、真伪这三个层次，而这三个层次之争论大多集中于《张迁碑》文体辞章，引用故实，碑文字形，人名称谓、地理与典章官制四个方面。学生不惴谫陋，愿為這桩旧公案做一梳理，拟將《张迁碑》上述各方面疑点做一总結评述，以供诸同道批判参考。一、关于《张迁碑》文体辞章的问题纯以金石义例的角度来看，《张迁碑》文本的确存在诸多可商榷之处，清人翁方纲在《两汉金石记》中曾指出此碑文不依古格者有三：“碑合表颂仅五百言，而其敘张氏先世事乃至三之一，亦似太烦。此固不可以入潘昂霄、王止仲之例者矣。颂文无’颂曰’字，而碑尾紀年月后又若颂詞者，则是文与书皆不可以常格论尔。

3、”（清）翁方纲《两汉金石记》卷十二，台湾新文丰《石刻史料新编》第一辑第10册，7372页按，溢美夸饰传主出身，乃至攀附古圣先贤，实系碑碣文章之积习；“敘先世事乃至三之一”，亦非孤例，有《赵宽碑》可参证参看程章灿《古刻新銓》，中华书局2009年，48页。明人王世贞虽一针见血地指出“按良韩人，释之南阳堵阳人，骞汉中人，宗系绝不相及，文人无实乃尔！”却并无藉此否定碑文之意。张迁一族确未如碑文所云“世载其德”，父祖数辈皆未出过见于经传的辅汉名臣。这恰恰是高门大姓、士族公卿主导下的汉末社会重视门第阀阅的一种反映，固非“文人无实”四字所能尽

4、。文虽不必实，却可由此窥见当时风气观念之一斑。收稿日期：2010年4月17日發佈日期：2010年4月20日頁碼：12/12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論文鏈接：http://www.gwz.fudan.edu.cn/SrcShow.asp?Src_ID=1131翁方纲认为“而碑尾紀年月后又若颂詞者，则是文与书皆不可以常格论尔”，程章灿先生《<张迁碑>再志疑》赞同翁说：“汉碑颂词，多以‘辞曰’、‘颂曰’之类的语词引起，《张迁碑》却沒有，碑文末尾题记年月的两行，句式又相当整齐，貌似銘词；这两处确实都不合碑文常规格式。”同上俞

5、樾在《第一楼丛书·汉碑第四十一条》认为碑文之病尚不止于此：“……既云‘于是刊石竖表，铭勒万载’，便可径接铭词，乃又缀此四句（楠按：即‘三代以来，虽远犹近，诗云旧国，其命维新’四句），殊为不伦。窃疑此四句当在‘前哲遗芳’之下……今按此句之前后错置，其缪更甚，前人未经论及，故表出之。疑作书者遗夺于前，而补缀于后。”高文先生《汉碑集释》引此条按云：“俞说是也。”高文《汉碑集释》，河南大学出版社1997年，499页注50然而，若果真以此为标准來銓衡群彥，则恐汉碑鲜有依乎“常格”者。例如光和六年的《汉故成阳令唐君颂》（即《唐扶碑》），在題

6、署年月及门生故吏姓名之後，又加缀“耽经史兮履仁义”等数行骚体辞句，而碑阴卻全无一字《唐扶碑》即《唐扶颂》，书法或有争议，以为魏晋后人翻刻者有之，而碑文公认非伪，可以参考。；又如《校官碑》，其前半段“诔曰”后缀以敘事之文，后半段“乃作敘曰”所叙的却是有韵之文，几近于“颂”的內容。参见（南宋）洪适《隶释·隶续》卷五，中华书局1986，58页若以六朝以后之眼光看來，岂非名义颠倒伊于胡底？再如《景君碑》，誄文之后又续以“乱曰”引领的楚辞体颂文，之後才是立碑及服丧者姓名，詳列名单之后再加四言銘文数行同上卷六，中华书局1986，72页；与此

7、相类的还有《严举碑》、《柳敏碑》等，其中以《柳敏碑》体例与行文逻辑尤为芜杂，碑文以散体之序述传主生平及立碑缘起，以“勒铭叹之厥辞曰”引领传主生平经历并述哀情，用诔，四言，其后又出现“辞曰”，四言，句尾用“兮”，颇类国风，亦述哀情，通篇碑文皆不以前揭文义已足为意。同上卷八，中华书局1986，93页以上种种表明，在近世儒者目中《张迁碑》行文体式可能略显特別，但在汉碑之中绝非个案，不宜以六朝“文”“笔”之分或宋清金石义例相比拟。以同期碑石观之，俞曲园疑其中有錯简，或有求之过甚之嫌。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对《张迁碑》之文体辞章问题有如下看法

8、：《张迁碑》既以“张君表颂”为名，可知其为刻于碑石之颂体文，当与班固《高祖颂》、傅毅《显宗颂》作同类观。颂者，源出诗《颂》，“美盛德形容”永远是这类文章的预设主题，若“言不足纪，事不足述，虚而为盈，亡而为有”桓范《世要论》语，周振甫《文心雕龙注释》，人民文学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