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自由的文学与文学的自由——中国自由主义文学发展的悲剧历程

《浅谈自由的文学与文学的自由——中国自由主义文学发展的悲剧历程》由会员上传分享，免费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内容在应用文档-天天文库。

1、浅谈自由的文学与文学的自由——中国自由主义文学发展的悲剧历程【论文关键词】自由主义　自由主义文学　个人　人性　悲剧　　【论文摘要】中国自由主义自上世纪初年由国外移植而入，就面临先天不足后天失调的困境，注定难遮悲剧的命运。通过梳理中国自由主义文学自近代以来的坎坷发展历程，可以清楚阐释其在中国终不免被挤压乃至无处生存的悲剧。　　自由主义作为西方思想的一个重要源流，其历史可追溯自古希腊斯多葛派的“自然法”，而自由主义之于中国却是由西方输入的全新概念。作为一种社会政治运动，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努力是彻底失败的，而它在思想文化领域的申发却给我们留下了

2、值得珍视的丰厚成果。笔者所要论及的自由主义文学就是针对中国近现代这一特定的时期政治色彩较浓、思想意识纷繁复杂的现象所作的一个社会学概括，大体是指在近现代文学史上出现的那些深受西方自由主义思想和文学观念影响的独立作家和松散组合的文学派别，他们创作的那些具有较浓厚的超功利色彩，专注于人性探索和审美创造的文学作品及相关的文学现象。　　一、近代先声：寂寞的星星之火　　目光投之于风雨飘摇的近代中国，只有到了这个时候，文化职业化成为摆脱政治经济依附的可能，作为社会先进思想的创造者、传播者的知识分子才有了独立的自由的自我角色意识。此时首开先河、高扬“

3、自由”旗号的当属维新派，康有为要求国民“去国、去种、去产、去家”成为完全自由自主的个人，以“独人”为社会构成的基本单位；梁启超肯定自由为人的生命和权利，尤其提倡思想自由：“故自由者，亦精神界之生命也。”严复、章太炎这些思想文化先驱者也以对“自由”极大的热望，进发出“以自由为本，以民主为用”、“非为世界而生，非为国家而生，非互为他人而生”……这无疑是一些相当现代的自由呼声。　　这群从异域取来自由主义火种的“普罗米修斯”，他们的不懈探索及他们对自由观念的深入认识，让我们期待着中国文化界响亮的自由主义之声的勃发，我们完全有理由想象近代文学会沐

4、思想自由之雨露、行创作自由之畅美。事实却并非如此，充斥于文坛的仍是政治小说、谴责小说和消闲的通俗小说，“文以载道”与游戏消闲仍雄倨于此。首倡“自由”的维新派把文学作为了变法救国之工具，其中涉足文学影响极大的梁启超，竟作政治小说之示范，其文学对时局的关注远大于对性格的塑造。不少深受其影响的近现代作家们，张扬的也是文学的政治、新闻、宣传作用，因而在此时“自由”虽被提及，但仅是其思想观念的一部分而并没上升到主义，自由仍是手段而非终极价值，自由思想和文学刨作都成为他们的工具。自由本身的价值和文学的独立性被淹没了，自由与文学的亲和关系也就被淡化了

5、。　　然而在我们嘘叹近代文学之沉沦时，王国维在功利的狂潮中发出了自己微弱的自由呼声。他成为中国自由主义文学观念的最早阐述者，同时他也以自己孜孜不倦地追求文学独立审美价值来确立了真正的自由文人的地位。他清醒地认识到：“今日之时代，已入研究自由之时代，而非教权专制之时代。将政治立场与学术研究、艺术创作分得很清，这也就保证了他对文学特质的自由研究。他以人而非政治作为文艺观之本，用欲望的增长满足、失望希望判定人生之苦乐，认为只有文艺具有超功利、显自由的特质，这显然超越了载道的文艺观；同时他的种种对文学创作的提法，如文学应表现人性，文学家应把创造

6、美的文学作为惟一的目的，文学具有超功利的美学特征等等，更如几声响雷穿透那个混沌的世界。然而王国维却是应者寥寥，他点燃了自由主义文学的星星之火，但在这功利载道文学压倒一切的情况下却无法燃成燎原之势。这微弱自由主义文学先声似乎也预示了自由主义文学在中国的发展决不可能一帆风顺，它命运多艰。　　二、“五四”时期及20年代：激情的勃发　　对于自由主义文学而言，“五·四”给了它一个极好的发展机会。文化的相对自由和多元化为自由主义创造了活动空间，广为认可的“思想自由原则，兼容并包主义”为“五·四”文化界的活动提供了有力的背景支持。此时的自由主义思潮，

7、在气势、规模和深度方面远远超过了维新时期，关于人的价值及自由、个体的重要性、个人与国家的关系、个人自由与责任和宽容原则等西方自由主义的核心命题在中国也都有了较为广泛深入的阐述。郜元宝先生曾这样谈过西方自由主义的影响之深入：“之所以有新文化运动和紧接着的‘五·四’，之所以有所谓‘人的发现’、‘人的解放’以及用成熟的现代语言表达这种发现与解放的‘人的文学’，主要就是因为中国新派知识分子汲取了西方自由主义的文化营养。在二十年代的中国，一个不依附于西方自由主义思想传统而自命新派的知识分子大概是找不到的罢。”　　无可否认，那是一个呼唤“人”之文学

8、发端的时段。“人的发现，即发展个性，即个人主义，成为‘五·四’时期新文学运动的主要目标。眦不同于梁启超、严复的“团体之自由”，个人本位的自由主义原则被抬上桌面，更多的人关心的是社会与政府能否保证个人才智的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