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生保健法律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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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卫生保健法律制度  第一节人口与计划生育法  一、人口政策和计划生育的法律价值与意义人口不是指单个的人，也不是指抽象的人，而是对生活在特定社会制度、特定区域、具有一定数量和素质的人的总称。人类在地球上生存繁衍已300多万年，人口生态已成为人类文明、社会进步、文化、经济等水平的重要标志。最近300年，人口增长已成为世界性问题，其引起的经济、社会、环境问题，成为全球各区域共同关注的热点和制定战略政策的依据。人口政策，是国家为了建立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最有利的人口再生产类型而制定的法令和措施的总和。人口政策的主要动议是，通过各种行

2、政、法律、社会、经济和宣传手段，对生育行为施加影响，如颁布国家人口法、计划生育法；用立法程序规定结婚年龄；允许或禁止堕胎、绝育和自由出售避孕药具；采取奖励或惩罚性社会经济措施，影响人口的出生率；利用宣传媒介进行鼓励或限制生育的宣传，以及对开展人口或生育技术的规范等。一国的人口政策，总是从本国的具体地理、人口、经济、文化的发展水平出发并与本国社会经济发展总目标相联系的。鼓励或限制的政策，都是为实现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而服务的。各国人口政策的差异，主要是在人口发展数量上采取鼓励或者限制，即人口增殖与人口控制两种类型的政策。目前，

3、全世界已有130多个国家实行人口控制政策。我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人均占有资源相对不足是我国的基本国情，它严重制约着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进程，控制人口增长势在必行。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人口的运动不是决定社会发展的主要力量，但对社会发展有重大影响，它可以促进或延缓社会的发展。新中国成立头四年，人口净增加4600万。人口盲目增长同国民经济有计划发展显露了尖锐的矛盾，出现了人口与耕地和资源、人口与环境、人口与就业、人口与教育以及人口与交通、住宅、卫生、社会福利保障等矛盾带来的巨大困难和压力。因此，严格控制人口增长数量

4、和提高人口素质，成了我国面临的一项重要而紧迫的任务。计划生育是控制人口过度增长，体现公民权利和义务，体现国家公共利益和公民自身利益，提高生殖健康水平，提高人口自然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改善人们生活质量最有效的政策。计划生育，有计划地控制人口的过速增长，首先是为了保障人类的生存这一最基本的人权。在经济发展与人口增长这一对矛盾中，如果人类无限制地享用生殖权利，那么完全可能使人口膨胀的压力最终导致基本人权的丧失。联合国《发展权利宣言》确认：“发展权利是一项不可剥夺的人权，由于这种权利，每个人和所有各国人民均有参与、促进并享受经济、

5、社会、文化和政治发展，在这种发展中，所有人权和基本自由都能获得充分实现”。我国宪法和婚姻法都规定：“夫妻双方有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即以明确了这种权利与义务统一的法律价值和意义。二、人口与生育立法（一）计划生育是我国的基本政策人类的生育既是生物学现象，又是一种社会行为。人类历史上有许多利用法律手段规范人们生育行为的成功经验。1955年3月，中共中央在批示卫生部党组《关于节制生育问题向党中央的报告》中指出，我们党是赞成适当地节制生育的。1957年，我国著名经济学家马寅初先生在《新人口论》中提出，要实行计划生育。1962年12

6、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认真提倡计划生育的指示》。1978年，我国第一次在宪法中规定：“国家提倡和推行计划生育”。这是我国实行计划生育具有最高效力的法律保证，也是我国计划生育立法的法律基础和准绳。在1982年宪法中，更多地写入了实行计划生育的内容，确立了计划生育作为基本国策的法律地位。2001年12月19日，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通过的我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总则中（第1、2条）更加明确规定“为了实行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推行计划生育”，“实行计划生育是国家的基本国策”。说明，我国已经从

7、人口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高度去看待人口与计划生育问题。（二）计划生育立法国家将计划生育提到基本国策高度后，人口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都有所下降。由于文化大革命的破坏，使人口增长失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和国家为了长期坚持计划生育工作，1991年5月1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了《关于加强计划生育工作严格控制人口增长的决定》，在《婚姻法》中明确规定：“夫妻双方都有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晚婚晚育应予鼓励”，并将优生优育提高到对全社会负责的高度。使计划生育从婚姻家庭制度方面保证予以推行，从而使我国的生育率迅速下降，在不到一代

8、人的时间内，生育率已接近更替水平。到目前，我国已颁布了《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管理办法》（1991.12.26）、《中国计划生育纲要》（1995.1.14）、《计划生育技术管理工作条例（试行）》（1983.12.15）、《计划生育技术工作管理办法》（1992.12）以及卫生部修订发布的《节育手术常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