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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8-0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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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日本基础教育校长制改革刍议 从20世纪90年代起,日本基础教育面临难以自持的危机。日本教育改革国民会议在《教育改革国民会议报告:变革教育的17条提案》报告中明确指出:“现今日本的教育正处于巨大的歧路”,“濒临难以自持的危机”。这种教育危机的一个突出体现就是基础教育管理体制僵化、封闭、划一的桎梏特征尤为明显。而作为这一僵化、封闭、划一的基础教育管理体制重要组成部分的校长制同样面临危机。1998年9月中央教育审议会发布的咨询报告《关于今后地方教育行政的发展》中就曾详细论及日本基础教育校长制面临的危机,其主要包括六个方面:
2、一是由于这种对学校过强的制度控制,再加上学校辅助性管理决策机制的固有缺陷,学校的决策很少是以校长的权力和责任为基础做出的;二是校长的任职期限过短,缺少按照自己的方针形成管理特色和调动教职员积极性的时间;三是校长和副校长依照年功序列的选任机制,使得富有热情和才能的年轻教师和校外人才少有机会得到选拔;四是学校之间缺乏横向竞争的机制与意识,从而造成公立学校整体上的个性缺失;五是校内各种决定形成过程及各职务和执行过程中,透明度缺乏、责任不明,学校是所在地区的教育机构这一观念比较薄弱,因而得不到家长和广大居民的足够信任;六是学校
3、的封闭性,使得与家庭、社区之间的协作十分缺乏等等。日本广岛大学教育学博士李东林对这种严重危机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在日本,公立学校的管理权拥有者是教育委员会,对校长的任命权也掌握在教育委员会的教育长手中。校长是在教育长的指挥监督下,履行本校管理职责的最高责任者。可见,校长的“婆家”是教育委员会,“婆婆”是教育长。更有日本学者在与英国对比后,对本国校长做出这样的形象比喻:如果英国的校长像“船长”,日本的校长则像“水手长”。船出航后,船长就拥有了绝对的权威和权力,而水手长只不过起着现场监督的作用,事无巨细必须要依从船长的指示
4、。显然,校长制这一高度集权管理模式暴露的僵化、封闭、划一的危机,严重制约了校长自主办学的积极性、自觉性与主动性的发挥。拯救校长制的危机,成为日本基础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紧迫任务和努力方向。 正是在此背景下,为拯救基础教育校长制面临的危机,日本立足于校长的权限、选任、资格、决策等方面,推出了系列改革举措。 一、梳理政府与学校的教育管理职能,创设校长自主办学必需的宏观背景 有效梳理、界定政府与学校的管理职能,转变政府职能,确立学校自主性,重建政府与学校的关系,这既是为校长自主办学创设必需的宏观背景,也是校长自
5、主办学顺利实施的重要前提。这意味着学校的管理权在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特别是校长之间的重新配置。这方面的改革集中体现在修改学校管理规则,对其管理职能重新界定,改革后这种职能的主要变化包括: 1.由主导强制型向辅助支援型转变5 修改后的学校管理规则的一个重要变化就是在教育内容及方法选用等具体运营事项上,由强制性命令、指示型领导,转向非强制性指导、建议性领导,把这些事务的管理第一责任者从教育行政部门领导转移到学校校长,进一步增强对于学校的辅助与支援机能。与直接控制减少相对应的是教育行政部门对学校的支持性和服务性机能的加强,
6、主要包含两方面内容,一是帮助学校处理一些特殊情境,如突发事件、向父母及居民做出某些说明、与有关机构的联系协调、媒体宣传等;二是为学校提供必需的相关专业服务,如涉及儿童的保健卫生、安全管理、设备管理及法律诉讼方面。 2.由直接管理型向间接管理型转变 修改后的学校管理规则重新界定了政府与学校的职能,放松、弱化管制的程度,重新明确规定了在各项管理规定中,哪些是需要教育行政部门批准或认可做出的,哪些是只需学校事前呈报或事后报告的。批准、认可、事前呈报、事后报告,放松、弱化了管制的程度,反映了依法递减的控制强度,从而实现教育
7、行政部门对学校管理各领域的层级控制。这种在一些领域控制强度的降低与淡化,也正是学校自主增强、权限扩大的一个方面。例如,一些学校例行的活动如需要在外留宿,原是需要经过教育行政部门认可的,改为事前呈报则强调了学校在这方面的决定权。 3.由微观管理型向宏观管理型转变 此举有助于减轻学校的行政负担,因为政府大量微观管理行为不可避免地给学校带来繁杂的行政事务。日本的基层学校每年都承担大量的各级各类调查统计、各学科竞赛活动的组织任务,应付来自都府县各相关部门的事务委托或工作询查,因此学校核心管理业务以外的行政负担非常沉重。为使
8、校长及教职员专注于职责,教育行政部门必须致力于通过整理,停止、精简或减少对学校的依赖来减轻学校基层的行政冗务。 二、扩大办学自主权,改革校长任职资格标准 校长自主办学权力的扩大既意味着责任和使命的进一步加重,也意味着校长将拥有更多实现自己教育理念和进行教育创新的机会。在这次学校管理权的下移和学校自主性与自律性增加的改革中,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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