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论胡适与当代文学理论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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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谈论胡适与当代文学理论转型谈论胡适与当代文学理论转型谈论胡适与当代文学理论转型谈论胡适与当代文学理论转型谈论胡适与当代文学理论转型　　胡适，字适之，学者、诗人、历史学家、文学家、哲学家，新文化运动的重要领袖之一。作为“五四”时期自由主义民主派的代表人物、新文化启蒙运动的倡导者和实践者，曾大胆明确地提出“白话文学之为中国文学之正宗，又为将来文学必用之利器”的文学观念。可以说胡适的白话文是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形态之间的一个分界点。　　一、形式之解放　　1917年1月1日发表在《新青年》2卷5号上的《文学改良刍议》是“五四”文学革命的发难之作，并且成为了中国文学史上一篇划时代的文献，曾被陈独秀称为“

2、首举义旗的急先锋”。《文学改良刍议》从改革旧文学的“八事”入手去实现文学的变革，他所说的“八事”指的是，文章表达要有真感情，不要无病呻吟，不用陈词滥调，不要辞藻堆砌，不要太过追求形式的铺排与对仗等等。我们从八事的主张可以看出，胡适主张采用白话文这一新的语言形式，摒弃旧的文学形式。他认为，在新时期，写文章首先要进行创作笔法的创新，用正确的形式写文章。言为心声，胡适认为，在创作中作者应该要用古人的典故，但要自己创作新词，用百姓喜闻乐见的语言进行文学创作，因为“白话文是中国文学的正宗”，势必将取代旧事物，是文学的新血液。同时，他指出，文学要为情感立言，用情感充实文章的内容，此外，文学还要与时代发展

3、相一致，因国家的变化而变化，从而推进人类文明的进程。通过比较我们可以看出，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中，胡适的语言较《文学改良刍议》更为通俗，写出了晓畅易懂的作品。在语言上，对古代小说进行现代白话创作。胡适的这两篇文章直接从形式上对语言进行彻底的改革，由语言到内容，写当下人的当下生活，“要言之有物“”言之有情”这些主张都为中国新文学的建设指明了方向，为白话最终成为中国现代民族语言奠定了基础，意义十分重大，它反映和标志着中国现代的民族觉醒。　　二、思想之解放　　1.建立哲学史学科的新体系哲学是时代的精华，哲学史是民族的灵魂。尽管胡适旧学根底、西学知识、思想深度、理论突破等各方面都属中等水平，甚至远

4、逊于其同辈、先辈、后辈中的好些哲学大师。但是他却是第一个在思想上有所突破之人，他的《中国哲学史大纲》首次冲破了中国数千年来传统历史和思想史的固有观念、标准和通则，形成一次范式性变革。这一范式性变革不仅具备学术性，更具备思想性，在思想变革上，它与白话文运动在文学形式上的冲击一样，确起到了典范的意义和前驱的作用。胡适自己后来总结此书，其中两条：一是从老、孔讲起；二是将孔子和诸子平列。他可以说是现代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开山者。《中国哲学史大纲》作为中国第一部真正的哲学史著作,建立了哲学史学科的新体系。首先,它在科学方法和可信史料的基础上开创了全新古典哲学史体系、构想以及规范，从此，哲学史成为一门独立学

5、科，步入了中国古代哲学研究近代化时期。　　2.方法论的革新“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这一治学理念在胡适的研究中时刻体现着。他说的“假设”是研究中的科学预见性，不是主观预测，是以实验证明作为关键的一环；“假设”的提出与实验证明是一个推理的过程，是由已知事物推到未知事物，其中离不开归纳法和演绎法的交互运用，应当说是有科学性的。他正是运用了这一观点，先假设它成立，然后运用大量古今中外的事实加以证明，这就自然得出了“中国若想有文学，必然用白话”的结论。胡适根据实用主义的理念，认为白话正是具有实用性，利于“表情达意”，所以必定适合做新文学的语言工具。胡适通过疑古与实证的实践，创立和发展了新学科，由“形

6、”转变到“质”，开拓了新颖的治学之路，成为学术研究的示范。　　三、中国文学理论现代性之转型　　“现代性”是随着文化热后，20世纪末在文学界兴起的较为热门的话题之一，童庆炳教授曾提出———从文化的角度来看，对现代性的理解应该是：现代性是相对于古代性而言的，中国古代的封建礼教制度以及思想、习惯、信仰等由于其在发展过程中的僵化，对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不再发生作用，甚至发生反作用，成为了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障碍，因此中国现代性是对中国古代传统的制度、思想、风俗、习惯、信仰等的决裂，它强调的是当下的需要与发展及其条件。居于此，我们试着给文学理论现代性做一简要概述：在文学方面追求理论形态的创新、飞跃或者转型

7、，主要体现在民族社会、文化和意识境遇中寻求的精神支持和现实内容；同时，以积极的对话形式回应西方文化的冲击，并在原有的基础之上吸取西方文学理论价值成果，整合成为符合我国时代特征的文学理论体系。　　1.文学观念的现代性转型中国封建主义正统观本质上指君王即一切。普天下所有人必须以君王为核心，人民应以君王的快乐为快乐，以君王的对错为对错，人民的喜怒哀乐并不重要。在文学艺术层次上，中国古典文学基本观即“诗无邪“”发乎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