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的国际法附会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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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近代中国的国际法附会论曾涛∗自鸦片战争起，随着西方以武力打开了中国国门，晚清中国逐渐卷入了以欧美为中心的世界体系。在中国最初遭遇西方时，是坚持以传统的中国对外交往模式来处理涉外事务的。以鸦片战争为界，在此之前，中西的世界秩序处于对峙阶段。中国对于“西方国际法”的了解主要来自两个方面，其一是来华的传教土，他们进行了最早的国际法翻译并以其国际法知识协助了《中俄尼布楚条约》的缔结；另一方面是中西交往中的碰撞，中西交往中的外交礼仪问题和来华外国人的司法管辖问题都折射出中西世界秩序的分歧和对抗。中西的激烈冲突引发了战争，并使得晚清中国不得不开始正视西方的世界秩序及其作为其核心规则的国际法。林则徐在其

2、外交活动中有意开始了解国际法，而鸦片战争之后所缔结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更是让中国直接面对了西方的国际法制度。《万国公法》为代表的一系列西方国际法著作在官方的支持下翻译出版，则是晚清政府试图了解西方国际法的表现。从中西对峙到中西剧烈冲突，中国传统的世界秩序在西方的入侵之下逐渐瓦解。近代早期外交人士接触并尝试着运用国际法，这些外交人员对于国际法的认识随着他们论著在国内的出版而得以为更多的国内知识阶层所知悉。1同期，国际法知识随着新式学堂的国际法教学在中国也逐渐传播开来。2如果从1839年林则徐主持译介法泰尔的国际法著作《各国律例》的翻译活动算起，到了19世纪末期，西方国际法知识在中国的传播已经有

3、半个多世纪了。国际法相关知识伴随着国人对于西方各国乃至于整个世界了解的深入，在思想界引起了许多讨论，就今人的总结来看，这些讨论涉及到主权观念的建立，对国际法的价值评判，对近代外交的理解和国际政治中的均势理论等。3而在上述讨论中，国际法附会论，这种将当世的国际格局与中国的历史上的特定时期进行比照，进而在中国的古代对外实践及其传统典籍中去探寻国际法的痕迹的现象，成为近代中国思想界一种重要思潮，本文特以此为中心予以专门论述。“附会”，又称为“格义”，是早期中国僧人和思想界理解印度佛教思想的最基本的一种手段。“格义”方法随着佛教的初传就已开始了，早在汉代，就有西域和印度的僧人来到中国传经，由于当时

4、没有佛典，主要靠口耳相传来演讲佛理，人们也就根据演说的内容，按照自己的理解来解释佛教，这一时期的“格义”方法主要表现在演说上。后来，自有佛典翻译时起，也是采用的这种方法，汉魏时代的翻译，主要表现为在词语、∗本文发表于《法史学刊2007年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1早期的驻外公使，均受命于清廷定期报告其工作情况，同时他们也大多撰写了日记等以记录其亲身经历及其所从事的外交活动，其中不乏关于国际法观念的记载，20世纪80年代钟叔河主编的《走向世界丛书》所整理记录的一批书籍即为其中的代表性作品。2具体论述见笔者的出站报告。3参见王尔敏、田涛等人的讨论，王尔敏：《中国近代思想史论》，社会

5、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王尔敏：《晚清政治思想史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王尔敏：《中国近代思想史论续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田涛：《国际法输入与晚清中国》，济南出版社2001年版。概念上的对等翻译，用中国固有的名词概念对译佛教的名词概念。陈寅恪和汤用彤较早就此展开了研究，陈寅恪称“格义”为“我民族与他民族二种不4同思想的初次混合品”，汤用彤著以专文，称其为“中国学者企图融合印度佛教和中国思5想的第一种方法”。现存典籍中，对“格义”作出比较明确解释的是梁代慧皎《高僧传·竺法雅传》中的一段文字：法雅，河间人，凝正有气度。少善外学，长通佛义。衣冠士子咸附谘禀。时依

6、门徒，并世典有功，未善佛理。雅乃与康法朗等以经中事数拟配外书，为生解之例，谓之格义。及毗6浮、昙相等，亦辩格义以训门徒。上述文字描述了汉魏六朝间中国僧人将佛教经典与中国典籍中的概念相配拟，以便讲经之用，简而言之，“格义”就是用中国本土为人所熟悉的著作中的意义来比附解释印度佛经中最为繁琐深奥的精义。“格”就是“比较”和“对应”的意思；“义”则是“词义”或“概念”的意思。“格义”就是比较对应观念或名词意义的一种方法或手段，既是概念对等的翻译方法，也是比附连类的解说方法。“格义”这种方法的起因在于，佛教作为外来宗教，它赖以产生的古代印度社会和中国社会历史条件并不完全相同，佛教的内容结构、思想方法

7、和概念范畴，也与中国固有的学术思想不一样，加上理论艰深晦涩，因此，在最初的佛经翻译和解说中就必须以中国固有的名词概念、思想方式来予以说明，并适应中国的需要而进行一些调整和变通，于是，由“格义”7方法带来的佛教中国化的过程也就开始了。南北朝以后，佛经翻译中兼采音译方法，大量佛学名词成为人们的常用语，中国佛学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格义”作为佛教在中国早期传播中所起的历史使命也就完成了。随着佛典翻译与佛学研究的深入，这种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