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木桥”走出康庄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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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独木桥”走出康庄道——“包干到户”更上一层楼  1980年初,发端于关岭顶云公社的“顶云经验”在我省农村逐步推开。正当一些支持这一作法的领导信心满怀,准备全力施展手脚推广“包产到户”、“包干到户”时,“分田单干”仍在当时被一些人视为洪水猛兽,甚至谈“包”色变!正如此时已担任安顺地区领导的李清泉在全区“包产到户”、“包干到户”推广工作会议上所说:“看来,思想的迷雾还在一些领导同志中仍未散尽。”advertisementcodebeginadvertisementcodeend  安顺如此,北京同样如此。  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原主任,已耄耋之年的杜润生是上世纪80年代

2、中国农村政策制定的核心人物之一。至今回忆起那段“燃情岁月”,杜老仍激情满怀。  2008年8月25日中午,我们在贵州日报原社长、总编辑刘学洙家中电话连线中宣部原部长朱厚泽家,试图进京采访杜老,遗憾的是被告知杜老近来因身体原因不便采访。  ——题记  “阳关道”与“独木桥”之争  1980年3月,国家农委召开七省三县农村工作座谈会,专题讨论责任制问题。会上的争论火药味十足。一些人声色俱厉地提出:阶级斗争还搞不搞?学大寨还搞不搞?争论的仍是路线问题。《贵州日报》公开宣传的“顶云经验”再次被“千夫所指”。  安徽省农委副主任周曰礼却在此次会议上“大放厥词”:责任制不能搞一

3、刀切,要由群众决定、选择。现在群众都说组不如户,我们“包产到户”已经占生产队总数的11%!  周的一番话让会场炸开了锅。激烈的争辩和妥协后,会议最后决定:包产到户的口子可以放得更大一点。  争论远远没有结束。1980年9月,中共中央在胡耀邦主持下召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着重讨论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问题。在会上,“包产到户”激起了广泛的讨论。  从黑龙江的实际出发,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杨易辰与支持“包产到户”的贵州省委第一书记池必卿有一场生动的辩论。  杨易辰说:黑龙江是全国机械化水平最高的地区,一搞“包产到户”机械化发展就受影响,生产成了大问题,是

4、倒退;集体经济是阳关大道,不能退出。beconsistentwithinthesamedisk.Alternateunifiedcorerequirementsplacedontheterminalstripterminals,onlineidentityandensurethecoppercoreisnotexposed.6.4.6enclosurewithinthesametothecablecoreprovidesbindingintoacircle,harnesstiespacingisgenerally100mm;branchofficesshallbeb

5、indingonbothends,eachcore  池必卿则说: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我们贫困地区就是独木桥也得过。  ……  会后,当时的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吴象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就叫做《阳关道与独木桥》。文章以两位省委书记的对话为引子,阐述“包产到户”的必然性和必要性。《人民日报》以整版篇幅发表了文章全文,引起极大轰动,广受支持者的欢迎。  “包干到户”是不是独木桥?各级领导、干部群众、新闻单位进而又展开了激烈的辩论。1982年春,新华社记者与《人民日报》记者在贵州进行了长达两个多月的调查,提出“包干到户”也不是什么“独木桥”,而是花了很大代

6、价,费了很多周折,用了很长时间才摸索出的一条社会主义的“阳关道”,即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农业的新路子。这个结论,不是哪一个人做出来的,而是党与群众的实践相结合的创造。  多少年后,万里同志在谈到农村改革问题时说:这场改革斗争太激烈了。当时不表态就算是支持。中央各部委和各省级领导中有几个支持的?省委书记中,内蒙古的周惠是一个,贵州的池必卿是一个,还有辽宁的任仲夷。  虽然池必卿同志为“顶云经验”在全省、全国的推广作出了很大贡献,但是,池必卿同志对个人的作用却十分低调。  刘学洙在《省报总编眼中的池必卿》一文中说:“1988年,《贵州日报》开展《三中全会十年》征文,我们

7、派记者专访了时已离休的池必卿同志,他在长篇访问记末尾亲笔补写道:“农村的‘包产到组’和‘包干到户’,是农民反对大锅饭以治穷治懒的创举,任何人都不应当把群众的创举记在个人账上。我们只能说由于贵州当时特定条件,加上几位中央领导同志的建议,我们才较早地取得了全党认识上的一致,才能在1980年普遍地推行到全省。这样讲比较符合实际。”  小平同志肯定贵州“包干”  1980年1月11日至2月2日,国家农委在北京召开全国农村人民公社经营管理会议,安徽代表的观点受到大部分参会代表的反对。  反对者认为:“包产到户”就是分田单干,是资本主义性质的,如果不坚决制止,放任自流,沿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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