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以史为鉴” 的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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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关于“以史为鉴”的对话 刘家和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历史学院《历史学》201005 [摘要]“以史为鉴”，中国传统对此深信不疑。可是，它的存在与价值一方面面临西方理性主义思想传统的有力挑战；另一方面作为一种“隐喻”，也非全无问题，有必要加以逻辑与事实的论证。关于第一方面。黑格尔在其《历史哲学》中对历史经验的存在和价值表达了明确的否定态度，从他的话里可以揭示出三个问题：其一，历史经验给了我们的教训是，从来没有人从中得到任何教训；其二，即使有历史经验教训，人们也有拒绝的自由；其三，在古今变易中究竟有无相同或相通的经验教训。关于问题一的回答是：黑氏所说乃是悖论(par

2、adox)。关于问题二的回答是：诚如黑格尔所言，对于历史教训之取舍。人们有自己的选择自由，可是对这一自由的选择结果，就不再有选择的自由了。而且，选择的历史前提条件也是不可以自由选择的。从拒绝接受历史教训而失败的例证，人们可以证明历史教训是存在而且起作用的。选择自由只不过是不自由中的自由而已。关于问题三的回答是：没有。为什么?因为历史的经验教训既然是在历史中产生的，那么它就必然离不开它所由以产生的历史条件，也就必然具有历史性。人类既然生存于历史长河中，那就只能满足于具有历史性的历史经验教训。不过，历史的“变”之中也有其“常”，历史流程中的相对稳定性或“常”在不同层

3、次上并不相同，总之，只要在某个层次上有关的历史条件仍然存在，相应的经验教训就是有效的。关于第二方面。可以提出两个问题。其一，以镜为鉴(就是镜)，看到的是自己，而以史为鉴(镜)，看到的却是它者，历史如何能够为镜?其二，“鉴”字源于“监”字，监的本又是人从器皿的静水中照见自己，而历史则是长江大河，江河流水如何可以为镜?关于问题一的回答是：我们通过作为中介的镜子里所见到的自己只是自己的影象，它并非真实的自己，而是自己的它者、反映了自己相貌本质的它者。自我的认识实际上是必须经过作为它者的中介的反映(reflexion)才能实现的。关于问题二的回答是：人们认识自己的需要是

4、多方面的，不同的需要或意向决定不同中介的选择，例如，欲知自己的形象可选用镜子，如须知道肺部健康情况可选用)C射线照相，欲知自己的历史处境与前程則须选用历史书等。因此，对于“以史为鉴”这种隐喻的意义的深入理解，实际上也是需要逻辑分析的。[关键词]以史为鉴；历史经验教训；黑格尔；《历史哲学》；反映；反思；中介；隐喻 [作者简介]刘家和，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北京100875)。[原文出处]《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1．95—105[基金项目]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題攻关项目“中外史学理论比较研究”(04JZD00027)。  日前，友人某

5、君来访，就“以史为鉴”问题与我作了讨论。兹记宾主对话如下。宾问(以下简作“宾”)：听说近年您和一些学界朋友曾经就“以史为鉴”问题作过一些讨论，还专门开过研讨会，所以今天想和您谈谈这个问题。主答(以下简作“主”)：欢迎惠临赐教。宾：“以史为鉴”，这在中国史学传统中是一个不成其为问题的问题，而且也为历代统治者所肯定与重视。例如，司马光所撰《资治通鉴》，原拟名为《通志》，宋神宗觉得它对统治很有参考价值，所以才赐以今名。可是，好像您对“以史为鉴”似乎总有一些“放心不下”的意思。主：您的眼光真敏锐，我是有一点“杞人忧天”的意思。不过，敢请教您是从哪里看出来的呢?宾：我是从

6、您过去的文章里开始逐渐看出的。首先，您在《史学理论》(1987年2期)中发表的《对于中国古典史学形成过程的思考》里就谈到了“以史为鉴”观念在殷周之际的出现，并且引用《尚书》、《诗经》的许多篇章说明了周初“以史为鉴”观念出现的三个条件：即在求借鉴价值之善时以历史知识之真为条件，在看殷周关系时从二者之异中认识同、从特殊中认识一般，并且在谈所谓“天命”时不忘其背后之人心。特别使我注意的，是其中的第二条，即周初以周公为代表的思想家们已经能够从殷周历史之“异”中看出了“同”，从二者历史之“特殊”中看到了“一般”。好像您正是以此作为“以史为鉴”在认识上成为可能的重要条件的，

7、是吗?主：您说的很对。您想，如果殷与周只是各为特殊、只是有异而无同，那么，周怎么可能从与自己毫无一般性、共同性的殷朝的历史来取得借鉴呢?因为二者之间根本就没有任何关系嘛。当然，如果殷与周只是有一般性、共同性，那么，它们二者就完全雷同，从自己就看到自己，这样就还有什么必要来以对方为鉴呢?宾：的确如此，所以当时就有朋友说您对这个问题的理解有了一个新的深度。不过，看来您对这个问题好像还是长期放心不下。主：是的。上述文章发表不久之后，我就感到自己的思考仍然没有到位。于是继续不断地进行学习和探讨。发表在1996年卷《中国历史学年鉴》《又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同年第5期)的《

8、历史的比较研究与世界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