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环境态度研究述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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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环境态度研究述评李新秀，lixinxiu@swu.edu.cn,15923971167李新秀刘瑞利张进辅（西南大学心理学院,重庆,400715）摘要环境态度是西方环境心理学领域一个热门的研究课题，而国内心理研究者对这方面的研究还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主要介绍了环境态度的概念、理论、测量方法和相关变量诸方面的研究进展，并对未来的研究发展方向进行了展望。环境态度是指个体对与环境有关的活动、问题所持的信念、情感和行为意图。人口统计学变量、心理学变量等环境态度的前因变量及环境态度的结果变量环境行为是本领域研究的焦点。未来研究的方向主要是跨文化研究有待拓展、研究方法有待丰富、揭示变量之间的作用机制等方面。关键词环境态度；价值观；自我建构；道理推理；环境行为1引言人类对自然环境的认识有着悠久的历史，从中国古代“天人合一”、“法道自然”、“取之有时”、“用之有节”到西方工业文明时期“主宰自然”、“征服自然”，都体现了人类对环境的态度。然而环境态度作为一个科学的概念出现在上世纪70年代。工业文明给人类带来经济繁荣、国力强盛的同时，也造成了严重的环境问题。面对环境问题的愈演愈烈，人类不得不思考产生环境问题的原因。有研究者认为环境问题是由人类的不良适应行为（maladaptivehumanbehaviour）导致的(Maloney&Ward,1973)，这一观点激发了大批心理学家企图通过改善人类的不良行为达到缓解环境问题的目的。受传统社会心理学态度理论的指导，环境态度（environmentalattitude）决定环境行为成为不容置疑的观点。受这一观点的影响，环境心理学领域掀起了研究环境态度的热潮。早期的研究虽然积累了丰富的研究成果，但是存在一些不足，环境态度的研究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放慢了速度。而价值观基础理论、包含理论的提出为心理学研究环境态度提供了崭新的研究方向。心理学作为提升人类幸福的学科，已将环境问题视为一个重要的心理学问题，在解决环境问题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Schmuck&Vlek,2003；Gifford,2008；Pelletier,Lavergne,&Sharp,2008）。国外已经开展了大量关于环境态度的研究，而国内还未曾见到。文章将从环境态度的概念、理论、测量、前因变量、结果变量等几方面介绍国外环境态度的最新研究成果，同时对未来的研究提出展望。 2环境态度概念及相似概念综观环境态度的研究历史，环境态度都是指人们对环境问题的一般态度。早期的研究对环境态度的理解过于宽泛，不仅包含认知、情感、行为意图等成分，还包含实际行为的成分(Maloney&Ward,1973;Maloney,Ward,&Braucht,1975)。后来的研究逐渐将实际行为排除在外，只包含认知、情感、行为意图三种成分。目前公认的定义认为环境态度是指“个体对与环境有关的活动、问题所持有的信念、情感、行为意图的集合”(Schultz,Shriver,Tabanico,&Khazian,2004，P.31)。在已有文献中，除了“环境态度”这一概念外，还会涉及“环境关心”（environmentalconcern）、“环境世界观”（environmentalworldview）等概念。在文献中通常用“环境关心”来指“环境态度”（Fransson&Garling,1999），有研究者将二者视为同一个概念（VanLiere&Dunlap，1981），也有研究者对二者进行了区分，认为环境关心侧重于对环境问题的情感和信念，而环境态度不仅包含情感、信念还包含行为意图（Schultz,Shriver,Tabanico,&Khazian,2004）。因此从这个观点来看，环境关心是环境态度的一个方面。环境世界观是指一个人关于人类与自然的关系的信念，构成了一个人最基本的信念系统，影响着一个人环境态度和环境关心（Dunlap，VanLiere,Mertig,&Jones,2000）。总之，这些概念的区别并不是非常明显，通常在研究文献中交替使用。3环境态度的理论早期的环境态度研究只是反映了人们环境态度的一般水平，并未揭示个体在环境态度上的差异。比如两个个体表现了同等程度的关心环境，但是可能是源于截然不同的原因。为了分析导致个体差异的原因，一些研究者提出了价值观基础理论和包含理论，为心理学环境态度研究提供了崭新的方向。3．1价值观基础理论（value-basistheory）Stern和Dietz(1994)的价值观基础理论认为环境态度是个体一套价值观的结果。每个人都具有三种不同的价值目标（valuedobject），分别指向自己（self）、他人(otherpeople)、生物(biosphere)。对这三种目标的重视程度反映了个体三种不同的价值观：利己取向（egoistic）、利他取向（altruistic）、生态取向（biospheric）。这三种价值观会导致三种不同环境态度：利己环境态度、利他环境态度、生态环境态度。每个人都具有这三种环境态度，但是程度会有所不同。利己环境态度以利己价值观为基础，保护环境是为了避免环境问题对自己产生不利后果；利他环境态度以利他价值观为基础，认为环境问题会对人类利益、目标造成不利后果，因此保护环境会给他人带来长期的好处；生态环境态度以生态取向为基础，关注自然环境的固有价值，人们不该危害自然，因为我们是自然的一部分，物种有和人类一样生存的权利。当然，个体如果认为环境保护会对自己、他人、生物带来不利后果时，个体可能会反对保护环境，比如，一个人会因为自己不方便而不愿意对垃圾回收利用，但是当他认识环境问题对他产生不利后果时，他也会采取积极的环境态度。因此这一理论不只是用来解释积极的环境态度，而是用来解释总的环境态度。3.2包含（inclusion）理论 与价值观基础理论一样，包含理论（Schultz，2000)也认为个体具有三种不同的环境态度：利己环境态度、利他环境态度，生态环境态度，但是包含理论对三种不同的环境态度给予了另外一种解释。认为个体自我概念包含他人、自然的程度提供了环境态度发展的基础。不同的环境态度反映了不同程度的包含。低程度的包含认为自己与他人、自然彼此独立的（independent）,自然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我，倾向于利己环境态度；中等程度的包含将他人纳入自我认知结构，认为自己与他人是相互联系的（interdependent）,倾向于利他环境态度；个体认为自己和所有生物是相互联系（interconnected）的、自己是自然的一部分，将自然纳入自我结构，倾向于生态环境态度。三种环境态度都可能导致关心环境，但反映了不同的自我认知结构。4环境态度的测量4.1生态态度知识量表（EcologicalAttitudesandKnowledgescale）Maloney和Ward(1973)认为环境危机是由不良适应行为导致的，要想缓解这一个危机，不能依靠传统的技术方法，而是要靠人类行为的转变。然而，如果不对人类的行为充分的了解，这样的改变是不可行的，甚至是不可能的。因此首先要了解人们对环境知道什么、如何看待环境问题、愿意为做出何种承诺、以及实际做了什么，这些都是必要的前期步骤。为了得到这些数据，编制了生态态度和知识量表。这一量表包括四个分量表，共130题目。其中口头承诺（verbalcommitment，VC）分量表，包含36个项目，主要测量一个人面对环境污染问题时他将采取的行动，只是口头陈述而已。比如：“我将会骑自行车或坐公交车去上班，为的是减少空气污染”。与口头承诺分量表相反的是实际承诺（actualcommitment，AC）分量表，该量表包括36个项目，主要测量人们涉及环境污染问题上确实采取的行动，即真的做了什么。比如：“我因为生态的原因调换过产品”。情感（affect，A）分量表，共有34个项目，测量人们对环境问题的情感态度。如“当我想到由于污染而对植物和动物造成伤害时，我会变得愤怒”。最后是知识（knowledge，K）分量表，包含24个项目，测量关于环境问题的具体知识。比如“下列物质中，哪种需要最长的时间才能分解掉？A.罐头盒B铁C铝D铜E钢”。VC、AC、A分量表采用对-错（true-false）模式对项目进行编排，为了控制反应定势，题目一半采用肯定表述，一半采用否定表述，这三个分量表的项目随机排列。而K分量表采用多项选择格式的编排项目，排在问卷的最后。VC、AC、A、K四个分量表的分半信度分别为：0.91、0.93、0.92、0.89。为了让量表变得更加实用有效，Maloney,Ward和Braucht(1975)对原量表进行了修订。修订后的量表仍然包括AC、VC、A、K四个分量表，每个分量表包含10个项目，正向计分和反向计分的题目各占一半。修订后的量表不仅增加了它的实用性，而且心理测量学的指标也要优于原量表。量表将实际行为作为环境态度的成分之一，后来的研究者将环境态度视为一般的态度，重点放在对环境对象的认知和评价上，实际行为成分被排除在外。 4.2新生态范式量表（NewEcologyParadigm,NEP）上世纪70年代，西方工业国家在人与自然的认识上存在着人类中心主义的主流社会范式，一些环境保护论者对当时的主流社会范式提出了挑战，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提出了新的观点。为了区别于主流社会范式，Dunlap和VanLiere（1978）编制了新环境范式量表（NewEnvironmentalParadigm,简称NEP），用来测量一个人的生态世界观。量表包括12个题目，采用Likert4点计分，从非常不赞成到非常赞成。内容主要测量三个方面：自然平衡的脆弱性（thefragilityofnature’sbalance）、现实对增长的限制性(therealityoflimitstogrowth）、人类中心主义（anthropocentrism）。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81。21世纪初期，环境问题比起十年前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为了与现代世界所面临广泛的生态问题保持一致,Dunlap,VanLiere,Mertig和Jones（2000）对原量表进行了修订，修订后的量表更名为“新生态范式量表”（NewEcologicalParadigmScale），新量表在原量表的基础上进行了改进：在原来三方面内容的基础上，又增加了“拒绝豁免”（rejectionofexemptionalism）和生态危机的可能性（thepossibilityofanecocrisis）两方面的内容；正向计分题和反向计分题数目保持平衡；将出现在原量表中具有性别歧视的术语“mankind”改为“human”；在作答反应中增加“不确定”类别作为中点来减少对项目不作答。修订后的量表包含15个项目，每个方面包含3个项目。量表采用5点计分，从非常不赞成到非常赞成。15个项目中如果在奇数项目持赞成态度、偶数项目上持不赞成态度说明具有生态世界观。新量表虽然测量生态世界观的5个不同方面，但是彼此都是相互联系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83，单个项目和总分的相关范围在0.33-0.62之间，这些证据表明新量表可以看成是一维的能够有效测量生态世界观的工具。4.3环境关心量表（Environmentalconcernsscale）以往的测量工具虽然反映一个人关心环境的程度，但是也受到了一些研究者的批评，比如低信度、与环境行为的低相关、测量之间的不一致性、缺少一个整合的理论(Dunlap,VanLiere,Mertig,&Jones,2000)，而且这些测量工具都没能反映个体在环境态度上的差异。针对以往工具的不足，Schultz（2000)编制了一个三因素结构的环境态度量表，是目前应用最多的的一个环境态度量表。量表包括12个项目，要求被试回答自己关心环境问题是由于环境问题的后果对项目的重要性。对每个项目进行7点评分，从1（非常不重要）到7非常重要。因素分析的结果表明被试对这12个价值目标重要性的评定，反映了被试三种不同的环境态度。对我的健康、我的未来、我的生活方式、我自己这四个项目的重视反映了利己环境态度；对我社区的人、所有的人、儿童、我的孩子的重视，反映了利他环境态度；对植物、动物、海洋生物、鸟类的重视反映了生态环境态度。量表适用于不同的被试群体，跨文化研究也证实了三因素结构（Schultz,2001；Schultzetal.，2005)。这一量表被广泛地用于以后的研究。4.4大学环境态度量表（EnvironmentalAttitudesoftheUniversityScale）一些研究者认为以往的环境态度量表，是针对普通人群编制的，还没有一个适合大学生群体的量表。 而大学已经逐渐认识到环境影响的严重性，逐渐认识到学生的社会责任意识在未来应对可持续发展的问题上的重要性，因此有必要编制一个专门针对大学生的环境态度的量表，来了解大学生的环境态度现状（Manzanal,Barreiro,&Carrasquer,2007）。量表共20个项目，共4个维度，每个维度包含五个题目。4个维度分别为：对环境教育的需求，如“环境教育不能帮助人们解决环境问题，只有技术才能”；实地考察或者现场工作，如“大学应该安排更多的实地考察，因为这样有利于更好的理解环境问题”；环境保护，如“现代消费产品所带来的好处要远比他们的生产和利用所带来的污染重要的多”；行动倾向或者行为意图，如“买东西的时候，我会考虑包装的类型，选择能够回收利用的那种”。量表包含正反向题，采用李可特5点计分，从非常不同意到非常同意。项目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项目之间的相关在0.33-0.52之间，量表总的a系数为0.84，验证性因素表明，模型和数据拟合良好，说明量表具有良好的结构效度。5环境态度的前因变量研究者采用这些量表，进行了大量的实证研究，企图揭示造成环境态度个体差异的原因，通过对这些研究进行分析，归纳出了两类前因变量：人口统计学变量和心理学变量。5.1人口学变量研究者都想知道究竟什么类型的个体最关心环境问题，因此人口统计学变量和环境态度之间的关系成了众多研究的焦点。总结以往的研究，主要包含以下5类人口学变量：5.1.1年龄以往的研究普遍认为年轻人比老年人更倾向于关心环境问题。原因可能是由于主流社会秩序将解决环境问题的方法视为一种威胁，而年轻人没有融入到这种主流社会中去，所以他们比老年人更容易赞成环境行动，反对环境恶化；另一种原因可能是年轻人比老年人更容易注意环境问题方面的信息（VanLiere&Dunlap，1980）。然而也有研究者对国内被试进行了调查得出了和国外研究相反的结论，Shen和Saijo（2008）认为上海老年人比上海年轻人更关心环境问题，更倾向于积极的环境态度，原因可能在于这些老年人经历了80年代到90年代初的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因此比年轻人更容易关心环境问题，另外一种原因可能是中国父母自古以来关心自己的孩子胜过关心自己，“一个孩子的政策”又增强了这一观念，因此为了给子孙后代创造和保持一个良好的环境，老年人比年轻人更加关心环境。5.1.2性别男女在环境态度上是否存在显著差异，至今还没有统一的结论。不过大部分研究得出了相似的结论：女性比男性具有更强的保护环境的责任感，更倾向于积极的环境态度(Hirsh&Dolderman,2007；Tuncer,2009；Milfont&Duckitt,2004；Huang&Yore,2003；Schultz,2001)。这一结果可以从社会化基础理论和结构理论予以解释（Weaver,2002）。社会化基础理论认为女性比男性更容易将自己和“照顾者” 的角色联系起来，因此导致了女性对生态环境也具有同情心。女性与自然的亲密关系是社会化的结果，并非生理差异导致的。而结构理论则认为经济和工作场所导致的性别差异使得男女对环境问题持有不同的观点。尽管女性可能拥有渊博的知识，也接受经济增长的目标，但是她们比男性更加关注经济增长带来的后果。主要是因为女性比男性承担更多的家务劳动，有更多的面对环境问题的可能，比如节约用电、用水等。也有研究者认为虽然女性比男性在环境态度上的得分要高，但并无显著差异（Snelgar,2006）。Shen和Saijo（2008)对国内被试调查显示男性比女性更倾向于关心环境。5.1.3教育水平有研究者认为教育水平和环境态度呈正相关（Scott&Willits,1994)。对这一结果著名的解释是基于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人类只有在基本物质需要如充足的食物，住房，经济安全满足之后，才会关心环境质量（VanLiere&Dunlap，1980）。Shen和Saijo（2008）的调查结果也显示具有大学学历的个体比没有大学学历的个体更加关心环境问题。5.1.4居住地研究认为城市居民比农村居民更关心环境。其原因可能是城市居民更容易暴露在环境恶化之下，经常暴露在差的环境之下容易导致关心环境（Fransson&Garling,1999;Berenguer,Corraliza,&Martin,2005)。5.1.5政治取向（politicalorientation）Dunlap（1975)调查结果表明：在美国，思想开放的人比思想保守的人更容易关心环境，并对这一结论给出了三种可能的解释：第一，作为保守派主要支持者商业和工业，总体上反对环境改革。第二，保守派反对由于环境改革所带来了政府活动和规章的增加。第三，环境改革往往需要创新活动，这一点保守派可能会鄙视。以往关于人口学变量和环境态度的关系研究基本上都是针对美国等西方国家，大部分研究得出了相似的结论，然而对国内被试的调查结果和西方的研究结果是不一致的（Shen&Saijo,2008）。其原因可能是由于抽样技术、实证方法、环境态度的测量工具导致的，更有可能是文化、经济增长途径等原因导致的，还需要后来的研究进一步验证。5.2心理学变量5.2.1价值观从价值观基础理论可以预测，价值观可能是环境态度的一个前因变量。大多数研究采用Schwartz(1994)的价值观量表与Schultz(2000)环境态度量表来揭示二者之间的关系。这一价值观量表被认为具有普遍的适用性，广泛用于跨文化研究。量表包含四种价值观类型：开放（opennesstochange）、保守（tradition）、自我超越（self-transcendence）、自我提升(self-enhancement)。其中自我超越包括普遍原则（universalism）和仁爱心（benevolence），涉及的价值观包括平等、与自然融为一体、 思想开阔、世界和平；自我提升包括权利（power）和成就（achievement），涉及的价值观都是跟自我利益有关的，诸如财富、成功、权利等。研究者们大多分析自我超越、自我提升与环境态度之间的关系。根据这两个价值观涉及的内容，和价值观基础理论，自我超越和自我提升与环境态度之间似乎存在着不同的预测关系。调查结果证实了这一假设。Schultz(2001)对拉丁美洲的10个国家进行了调查，结果证实了关系假设：自我提升和利己环境态度呈显著正相关，自我提升和利他环境态度呈显著负相关,自我提升和生态环境态度呈显著负相关；与此相反，自我卓越和生态环境态度呈显著正相关，和利他环境态度呈显著正相关；和自我中心呈显著负相关。Schultz等（2005）通过对六个国家的跨文化研究来进一步考察环境态度和价值观的关系，得出了和以往研究相似的结论。利己环境态度和自我超越呈显著负相关，和自我提升呈显著正相关；生态环境态度与自我提升存在显著负相关，与自我超越存在显著正相关。有研究者对1965名瑞典居民进行了调查也得出了与以往研究相似的结论：普遍主义显著正向预测生态中心，仁爱心显著正向预测利他环境态度，权利显著负向预测自我中心(Garling,Hansla,Gamble,&Julinusson,2008)。也有研究者采用不同的价值观量表和环境态度量表来揭示二者之间的关系，其结果大同小异。由于新生态范式量表（NEP）反映的是人与自然平等的关系，是一种新的生态世界观，因此利己价值观正向预测NEP、利他价值观负向预测环境态度、生态价值观正向预测NEP（Schultz，1999；Stern,2005）；有研究者将被试分为三类：亲社会（prosocials）、个人主义者（individualists）、竞争者（competitors），结果发现，个人主义者在利己环境态度上的得分要显著高于其它两类被试（Schultz，2001）；Milfont(2006)认为具有生态价值观的个体倾向于环境保护（preservation）、利己价值观的个体倾向于环境利用（utilisation）。5.2.2与自然的内隐联系（implicitconnectionwithnature）根据包含理论，与自然的联系（connenctednesswithnature）似乎是环境态度的一个前因变量。这一概念在环境文献中已经有了悠久的历史，但是在个人水平，联系是一个心理变量，目前还没有被心理学家认真研究或测量过（Schultz,Shriver,Tabanico,&Khazian,2004）。包含理论仅仅从理论上认为环境态度源于自我与自然的不同联系程度。Schultz（2001)采用INS（theinclusionofnatureintheself）量表来测量这一变量，得出了令人鼓舞的结果（连接性和生态环境态度相关为0.31）。但是这一量表并不能很好的测量个体与自然的联系，首先是因为这一量表只有一个项目；其次要求被试对自己与自然的关系这一抽象概念采用自我报告的方式来回答（Schultz,Shriver,Tabanico,&Khazian,2004）。而最近社会认知领域的内隐联想测验（IAT）为测量人与自然的关系提供了有效的方法。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内隐的，而环境态度是外显的，通过对内隐联系的测量可以预测外显的环境态度，于是Schultz，Shriver,Tabanico和Khazian（2004）假设：和自然联系紧密的个体倾向于在生态态度上得高分，在利己环境态度上得低分。 内隐联想测验的结果证实了这一假设。IAT效应和生态环境态度呈显著正相关和利己环境态度呈负相关。这一结果和包含理论是一致的：个体认为自己和自然是相互联系的，倾向于生态环境态度；认为自己和自然是独立的，倾向于利己环境态度。5.2.3自我建构(self-construal)以往的研究者都是单独分析了价值观、与自然的联系对环境态度的预测作用，而个体与自然的联系、价值观、文化这三个因素共同帮助个体对如何构建和理解自我做出决定，即自我建构（self-coustrual），因此自我建构比以往单独的研究更能够全面的预测个体与环境态度的关系（Arnocky,Stroink,&DeCicco,2007）。自我建构存在着三种不同的类型：独立自我建构（independentself-construal）、相互自我建构(interdependentself-construal)、超相互自我建构(metapersonalself-construal)。持有独立自我建构观念的个体倾向于提高自己的品质，使自己从他人之中脱颖而出，他们往往只顾及自己的能力、属性、特点、抱负而不顾及他人的想法、情感和行为；而持有相互自我建构观念的个体拥有一个比较灵活的自我，往往会考虑别人，认为自己和别人是相互联系的，重视自己和他人关系的和谐；持有深度相互自我建构观念的个体不仅重视自己与他人关系的和谐，而且重视自己和所有生命形式的和谐。每个个体在自我系统中都具有这三种自我建构的特征，只不过哪一种自我建构占主导地位是由文化等因素决定的。结果显示独立自我建构能显著预测利己环境态度；深度相互自我建构能显著预测生态环境态度；而相互自我建构没能显著预测任何一种环境态度,原因可能是由于利他中心环境态度这一维度的题目太过于具体，不能应用于特定的群体导致，因为其中两个题目是“孩子”和“我的孩子”，而调查的对象是大学生（Arnocky,Stroink,&DeCicco,2007）。5.2.4道德推理（Moralreasoning）Karpiak和Baril（2008）认为环境态度的不同成分似乎和Kohlberg道德发展理论的三个水平（前习俗水平、习俗水平、后习俗水平）存在着关系。比如，人类中心主义环境态度似乎和前习俗水平的相对论者的快乐主义定向阶段存在着关系，因为处于这一阶段的个体道德判断具有较强的自我中心的特点，认为符合自己的需要的行为就是正确的，而人类中心主义中包含自我中心的成分；而人类中心主义中同样包含社会-利他主义的成分，这一成分可能和道德判断的较高水平—习俗水平存在着关系，而生态中心主义处于环境态度最高水平可能和道德发展的最高水平—后习俗水平存在着关系。关于生态中心主义和后习俗水平的之间存在关系得到了一些研究者的支持(Schultzetal.,2005;Schultz&Zelezny,1999)，这些研究表明，普遍主义价值观这一维度中包含社会正义、平等等后习俗水平的特点，和生态中心主义存在着显著正相关。但是直接将Kohlberg、Piaget的道德发展理论应用到环境保护、可持续问题中还未曾见到。Karpiak和Baril（2008）首次直接探讨了道德推理和环境态度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后习俗道德水平能够预测生态中心环境态度，且达到显著水平，但是人类中心环境态度 关系不显著。导致这一结果的原因可能是具有后习俗水平的个体认识到生命的价值、人类的正义，将这种正义推论到自然界，后者是由于人类中心主义中不仅包含着利他的成分，而且还包含着利己的成分，这与后习俗水平的道德推理是不一致的。当然还需要更多的研究来验证这一结论。由于研究方法既不是实验法也不是纵向研究法，所以没能提供道德推理和环境态度之间清晰的因果联系，但是至少采用实证的方法将一个非常成熟的理论和环境问题联系起来，这对于通过提高道德水平来提高可持续发展的态度指明了方向。6环境态度的结果变量环境态度与环境行为的关系研究一直是环境心理学研究的热点。而以往关于环境态度的研究一个最主要假设是环境态度会对人们在具体环境领域的行为（如回收、消费、能源节约）产生直接显著的影响，后来的研究都在为这一假设提供实证支持。但是以往的研究表明，环境态度虽然能够预测环境行为，但是预测效果只是小到中等（Bamberg,2003）。Hines,Hungerford和Tomera(1986/87)对1971-1987年之间与环境行为、环境态度等有关的128篇文献进行了元分析，结果显示：环境态度与环境行为之间的平均相关系数只有0.35。时隔20年之后，Bamberg和Moser(2007)对1986-2006之间的与环境行为、环境态度有关的文献进行了元分析，得出了与20年前相似的结论，环境态度与环境行为之间的平均相关系数为0.42。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这样的结果呢？主要是由于两种方法上的不足造成的：一是测量的不一致性。以往对环境态度的测量处在一般水平上，而对环境行为的测量则是涉及到具体的环境行为，处在具体的水平上，对二者的测量不在一个水平上；二是缺少对影响环境行为的情境因素的考虑。环境行为会受到众多情境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通常被认为或者调节着环境态度与环境行为之间的关系，或者直接对环境行为产生影响（Bamberg,2003)。针对以上两种方法的不足，研究者提出了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放弃采用一般环境态度，而采用针对具体环境行为的态度来作为具体环境行为的直接预测因素（Ajzen&Fishbein,1977）。但是用针对具体环境行为的环境态度来取代一般环境态度是行不通的。因为人们认为一般态度具有不受情境改变的功能从而受到了心理学的高度重视，所以会用它来同时预测多种行为，而具体环境态度不具有这样的功能（bamberge,2003）；另一种观点认为情境因素影响着环境态度与环境行为的关系。这种观点得到了一些研究的支持。(Stern,1992)认为如果行动需要少量付出时，支持行动的态度就更容易转化为行动，可见付出在态度与行为之间起着调节的作用。另外社会心理学领域态度与行为关系的研究成果为研究环境态度和环境行为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其中最为著名的理论是计划行为理论（TheoryofPlannedBehavior，TPB）(Ajzen,1991)，该理论被认为能够提高态度对行为的解释力和预测力，被广泛用于不同的行为领域，在环境行为领域也得到了一些研究者的支持（Bamberge,2003；Bamberge&Moser,2007）。理论认为行为意向直接作用于行为，行为态度、主观规范和知觉行为控制是决定行为意向的三个主要变量，而这三个变量虽然从概念上可完全区分开来，但 有时它们可能拥有共同的信念基础，因此它们既彼此独立，又两两相关。这一理论框架为人们理解环境态度和环境行为的关系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态度不是行为的直接决定因素，而是间接地影响着行为。但是该模型用于解释环境态度和环境行为关系时同样存在着问题，模型中的态度仅仅是针对某种具体行为的态度，而以往环境态度的测量结果都是指人们对环境问题一般的态度，因此，这种一般的环境态度和环境行为之间到底存在怎样的关系还需要进一步探索。7小结与展望综上所述，有关环境态度的研究已取得了较大的成果，研究内容广泛涉及了环境态度的测量、理论、前因后果以及跨文化研究等方面。随着心理学对环境问题的日益重视，作为一项具有重要社会意义的研究课题，环境态度必将具有良好的发展前景。但是现有的研究还存在诸多不足，有待于研究者进一步完善。7.1跨文化研究有待拓展。环境问题已经引起了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世界上越来越多的人将环境问题视为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逐渐意识到了保护环境的重要性。一些跨文化的研究表明不同国家的被试都表现出了积极的环境态度，但在国家之间表现出了不同的模式。比如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在利己环境态度上的得分要高于生态环境态度，拉丁美洲的国家则表现了出了与这些发达国家截然不同的模式，在生态环境态度的得分要高于利己环境态度。而俄罗斯的被试首先关注的是环境问题对自己造成的影响、其次才是对他人，最后才是生物（Schultz,2001），也有研究表明具有集体主义文化的日本和具有个人主义的美国在环境态度上存在着差异（Eisler,Eisler,&Yoshida,2003）。可见，文化在环境态度的形成中起着重要的作用。环境问题是全世界的，问题的解决离不开国家之间的共同参与，因此开展跨文化研究是很有意义的。然而，目前跨文化的研究处于起步阶段，关于环境态度的研究大多是在西方文化背景下进行的，缺乏在中国文化背景下的研究。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环境大国，有着优秀的传统文化，“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等思想至今仍闪烁着智慧的光芒，继承和发扬这些优秀传统文化，加强环境态度在中国的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不仅在理论上对这一领域有所丰富和发展，在实践上还能够为可持续发展战略、“科教兴国”战略、环境保护基本国策提供借鉴。7.2研究方法有待丰富。目前关于环境态度的研究都采用问卷法。问卷法简单易行，有助于了解各变量的特点及变量之间的关系，但是采用这种自我报告的方法调查环境态度存在着很多缺陷。像其他态度研究一样，容易受社会赞许效应的影响，自我报告很难反应一个人的真实想法，而已有文献中关于环境态度测量时考虑了社会赞许效应的并不多见。为了避免这种偏见，未来的研究应该将问卷法和情境测验、实验法、访谈法等多种方法结合起来，这样可能会更好地考察个体真实的环境态度。 7.3环境态度与相关变量之间的作用机制有待进一步探讨。已有研究大多采用相关分析法和回归分析法，初步分析了环境态度的前因变量和结果变量，但这些变量之间的深层机制是什么？比如环境态度和环境行为之间到底存在哪些变量影响着二者之间的关系，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参考文献Ajzen,I.(1991).Thetheoryofplannedbehavior.OrganizationalBehaviorandHumanDecisionProcesses,50,179–211.Ajzen,I.,&Fishbein,M.(1977).Attitude–behaviorrelations:Atheoreticalanalysisandreviewofempiricalresearch.PsychologicalBulletin,84,888–918.Arnocky,S.,Stroink,M.,&DeCicco,T.(2007).Self-construalpredictsenvironmentalconcern,cooperation,andconservation.JournalofEnvironmentalPsychology27,255–264.Bamberg,S.(2003).Howdoesenvironmentalconcerninfluencespecificenvironmentallyrelatedbehaviors?Anewanswertoanoldquestion.JournalofEnvironmentalPsychology,23,21–32.Bamberg,S.,&Moser,G.(2007).TwentyyearsafterHines,Hungerford,andTomera:Anewmeta-analysisofpsycho-socialdeterminantsofpro-environmentalbehaviour.JournalofEnvironmentalPsychology,27,14–25.Berenguer.,J.Corraliza.J.&Martin,R.(2005).Rural-urbandifferencesinenvironmentalconcern,attitudes,andactions.EuropeanJournalofPsychologicalAssessment,21(2),128-138.Dunlap,R.E.(1975).Theimpactofpoliticalorientationonenvironmentalattitudesandactions.EnvironmentandBehavior,7,428–454.Dunlap,R.E.,&VanLiere,K.D.(1978).Thenewenvironmentalparadigm.JournalofEnvironmentalEducation,9,10–19.Dunlap,R.E.,VanLiere,K.D.,Mertig,A.,&Jones,R.E.(2000).MeasuringendorsementoftheNewEcologicalParadigm:arevisedNEPscale.JournalofSocialIssues,56,425–442.Eisler.,A.D.,Eisler.,H.&Yoshida.,M.(2003).Perceptionofhumanecology:cross-culturalandgendercomparisons.JournalofEnvironmentalPsychology,23,89-101.Fransson,N.,&Garling,T.(1999).Environmentalconcern:conceptualdefinitions,measurementmethods,andresearchfindings.JournalofEnvironmentalPsychology,19,369–382.Gifford,R.(2008).Psychology’sessentialroleinalleviatingtheimpactsofclimatechange.Canad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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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李新秀，女，西南大学心理学院2008级硕士研究生；lixinxiu@swu.edu.cn，15923971167刘瑞利，男，西南大学心理学院2007级硕士研究生；liuruili@swu.edu.cn张进辅，男，西南大学心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人格心理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