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州藏书与著述的互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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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湖州藏书与著述的互动研究摘要：湖州是人文荟萃之地和典籍聚散中心，不仅藏书文化源远流长，而且著述繁富。本文立足于藏书，对湖州丰盛的藏书与繁荣的著述之互动关系进行了深入的探讨，认为这种互动关系对内表现为：学者因著述的需要而藏书；藏书家因藏书而成为学者。对外则表现为：藏书家之间互通有无，以利于收藏刊刻；学者借阅湖州藏书而成就自我，撰写出学术著作。关键词：湖州；藏书；著述；互动关系一、藏书的兴盛与著述的繁荣湖州藏书文化发轫于南朝时期的沈约，至今已有1500多年的历史。据《梁书》沈约本传记载，沈约“好坟籍，聚书至二万卷，京师莫比”。[1]另据《湖录》沈约本传称：

2、“约家藏书十二万卷。”两处记载虽互有出入，但从《隋书·经籍志》所载宋、齐、梁三代官藏图书最多为七万卷来看，沈约“京师莫比”的藏书量是非常之可观的，他无疑是当时浙江乃至全国最大的藏书家。在沈约“开浙江收聚之先声”后，湖州藏书进入了一个健康发展的历程。正如有些学者认为的“在浙江地区，宋以前藏书家主要分布在浙西的吴兴地区和杭州，在浙东则主要在绍兴地区”[2]P，吴兴地区出现的许多大藏书家，其影响波及全国。据王增清先生考察，湖州历史上的藏书活动经历了四次高潮，分别集中于两宋、明朝、清乾隆嘉庆年间和清末民初四个时期，[3]P这在中国地域性藏书史上是极为罕见的。在

3、这四次高潮中，湖州地区涌现出了为数众多在江南地区乃至全国都十分有名的藏书家、藏书楼。北宋熙宁年间的沈思、沈偕父子，时人称其“黄金散尽为收书”。[4]南宋的陈振孙年轻时就注意对图书的收集，据周密《齐东野语》云：“今年惟直斋陈氏书最多，盖尝仕于蒲，传录夹漈郑氏、方氏、林氏、吴氏旧书至五万一千一百八十余卷。”[5]其个人藏书超过了南宋官修目录《中兴馆阁书目》所著录的四万四千四百八十六卷，在国家藏书之上。湖州两宋藏书还必须提到的是客寓湖州的叶梦得和周密。叶梦得晚年退居湖州，“平生好藏书，逾十万卷，置之霅川弁山山居，建书楼以储之，极为华焕”。[6]周密原籍济南，

4、四代客寓吴兴，自述“吾家三世积累……冥搜极讨，不惮劳费，凡有书四万二千余卷，及三代以来金石之刻一千五百余种。”[7]有“书种”、“志雅”二堂，以祖孙三代藏书名闻天下。两宋之间湖州另有“齐斋倪氏，月河莫氏、竹斋沈氏、程氏、贺氏，皆号称藏书之富，各不下数万卷。”[8]到了元朝，中国整体的藏书状况虽难以与两宋相比，但湖州的赵孟頫确是大藏书家，其所藏宋刻本《汉书》、《后汉书》为后世藏家称绝。进入明朝后出现了茅坤“白华楼”，“藏书甲海内，练市新购书楼，凡数十间，至于充栋不能容。”[9]其孙茅元仪编有《九学十部目》，可见藏书范围之广。又沈节甫“薄富贵而厚于书”，有

5、“玩易楼”。姚翼的“玩画斋”藏书也达万卷以上。另外，潘曾紘、臧懋循、徐幼文、朱国桢、凌濛初、董说等都是著述宏富的学者，这都得益于他们自己丰富的藏书。入清后，湖州藏书楼主要有刘桐的“眠琴山馆”，聚书达十万。严元照的“芳椒堂”也有万卷藏书，且多宋元刊本。许宗彦继承祖上藏书，有“鉴水止斋”于杭州。大学者严可均更是嗜书如命，藏书二万余卷。清朝中叶以后，湖州藏书达到顶峰。陆心源有“皕宋楼”、“十万卷楼”、“守先阁”等藏书楼，藏书达十五万卷。尤以收藏宋元刊本至六百余种，为时所重，是晚清全国四大藏书家之一。集中在南浔的还有张钧衡的“适园”，蒋汝藻的“密韵楼”。蒋氏四

6、代藏书，其祖上已有“俪籝馆”、“茹古精舍”、“求是斋”、“传书堂”等藏书楼。“密韵楼”中仅善本就有二千六百六十六部。刘承干的“嘉业堂”更是私家藏书的巨擘，全盛时藏书总量“都计所得约六十万卷，费逾三十万。”[10]P湖州藏书立足浙江，面向全国。据吴晗先生《两浙藏书家史略》统计，在浙江38个府县中，湖州藏书家总数居第3。又据今人范凤书先生统计，在中国藏书家数量最多的十个市县中，湖州以总数95家排名第5位，在浙江地区位列第3。[11]P藏书是文人雅事，更是著述的必备条件。对大多数藏书家来说，藏书的主要目的就是用于读书治学。他们藏书，不仅是对典籍的占有，更重要

7、的是把所藏之书与学术研究联系起来。汇辑编纂之类的著述更是如此。只有收集到众多的图书资料，才能对材料进行去粗取精，辨伪存真，创造出属于自己的学术成果。这一点在湖州藏书家和湖州学者群体中表现的尤为明显。湖州自古是三吴都会，经济的发达，环境的清丽优雅，孕育和吸引了众多的学者文人。他们依靠丰盛的藏书，汲取营养，进行广泛深入的著述活动。笔者根据宋慈抱先生所著《两浙著述考》进行了定量统计，浙江全省三国至近代学者著作总量约为11003部，湖州学者著作约为1350部，占浙江全省的比例为%。湖州学者的著述不仅数量巨大，而且研究所涉及的领域十分宽广，囊括了文学、经术、史籍

8、、地志、簿录、武备、医药、天算、艺术、政法、工农等众多领域。各个领域都有在整个中国学术史上占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