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化运动之父——蔡元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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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如果按照现代的标准，51岁已经不是一个青年，最多也只能算做是中年。然而，当我们回首上世纪初的五四运动时，一位51岁的中年人却往往被我们归到青年之列。　　他，就是蔡元培。　　1917年1月4日，北京大学迎来了新校长——蔡元培，校工们恭恭敬敬地在校门口排好队，向这位昔日的教育总长、现在的校长行礼。没想到蔡元培一反以前历任校长目中无人、不予理睬的惯例，而是脱下自己的礼帽，郑重其事地向校工们回鞠了一躬。要知道，北京大学的前身是京师大学堂，校长的职位相当于三品大员，蔡元培当过的教育总长更是相当二品高官。这一鞠躬震动了北大，瞬间成为北大的新闻。　　九十年后，如若再次审视着蔡元培的这次鞠躬，人们

2、不禁会有这样的疑问，这普通的一次鞠躬何以震动中国最高学府？这就要从北京大学前身——京师大学堂说起。　　蔡元培研究会秘书长、北京大学教授陈洪捷：“那时候的北大他们叫一个官僚养成所，就培养官吏的，因为我们中国科举思想遗毒很深，当时京师大学堂或者后来的北大呢，一直被作为一个科举考试的替代物，他就认为在北大毕业相当于过去的进士，所以很多有这样的想法，来了后就是要做官，以前科举嘛，考完了就是要做官嘛，所以很多学生到北大来不是要研究学问，不是对知识感兴趣，而是把它作为进入官场的阶梯。”　　作为“镀金”的地方，北大这座衙门式旧学堂处处散发着颓败的气息。北大老师多是北洋官僚，学生多为官僚富家子弟，

3、上课铃一响就有当差的来说一声：请老爷上课。大学的颓靡的风气可见一斑。　　蔡元培从进入校门的鞠躬开始，决心要给中国一个全新的北京大学。他在就职演说中说：“诸位来北大求学必有一定宗旨，要求宗旨正大，必先知大学性质，我以为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大学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　　蔡元培认为，对学校的改革，第一要改革的是学生的观念，而现代教育发展最重要最根本的精神，它就在于学校首先要培养一种自由的精神，尤其是学术自由，它首先是要容纳一大批各个学科的大师级的学者，让他们都能自由发展。　　当时，陈独秀在上海创办的《新青年》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场以“启蒙和救亡”为主的

4、新文化运动，蔡元培看了之后，认定陈独秀可以成为青年的导师。蔡元培就任北大校长后的第一件事就是三顾茅庐，请陈独秀担任北大教授。　　北京大学校史馆郭建荣教授："陈独秀大家都公认他1915年9月15号在上海创刊的那个青年杂志，新文化运动的一个标志，陈独秀来了以后确实，在各个方面，因为他是个革新人物么，起了很大作用。”officiallyestablishedonJuly1,2013,Yibincity,formerlyknownasthebus,integratedoriginalrongzhoubuscompanyinYibincityandMetrobuscompany,formed

5、onlyinYibincityofaState-ownedpublictransportenterprises,thecompanyconsistsofoneortwo,thirdDivision.Integrationofpublictransportservicesisnotyetestablished　　继陈独秀之后，蔡元培又聘请了李大钊，鲁迅，钱玄同，刘半农，周作人等人，还请鲁迅重新设计了北大的校徽，这个校徽沿用至今。胡适被蔡元培聘为教授时只有26岁，碰巧蔡元培、陈独秀和胡适都属兔，分别是50、38、26岁，人称三代兔子党。蔡元培在聘用新人的同时，一些不学无术的教员纷纷被解

6、聘，经过调整，全校两百多个教员中，教授的平均年龄只有33岁。　　如果有人能够复制1917年到1919年北京大学，你一定会发现这样的怪现象：教室的这边，目空一切的国学大师黄侃大谈魏晋文学；那边，新文化运动的“急先锋”钱玄同极力倡导白话文。黄侃在课堂上大骂钱玄同的观点荒谬不合古训，而在对面教室讲课的钱玄同毫不在乎照讲我的现代白话。　　一时间，北大校园里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等各种主义层出不穷，国学、哲学、政治学等各种学说风起云涌，《新青年》《新潮》《国故》等或激进或保守的刊物百家争鸣。　　北大有宽容之心，蔡元培有将将之才。北大怪人——辜鸿铭曾说：“中国只有两个好人，我一个蔡元培一个”。蔡

7、元培辞去北大校长时，辜鸿铭说，中国不能没有皇帝，北大不能没有蔡校长。英年早逝的国学狂人黄侃说：“我和蔡元培志不同道不合，但如果蔡元培走了，我也不能留，因为全中国没有人能够用我。”　　兼容并包一方面意味着各种思想流派的并包，同时也意味着所有学者都应该得到尊重，这就有助于学生在比较中吸收，教育民主和教育平等的这样一个思想在北大得到了切实的体现。　　蔡元培在北大短短两年的改革，就彻底改变了北大的面貌，新派知识分子在北大越聚越多，新文化运动规模也越来越大。后人在书写蔡元培的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