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李大钊和鲁迅的现代杂文创作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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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在时代的鼓动下却在现代杂文创作方面形成了共同阵线，不仅丰富了文学革命的成果，也代表了当时知识分子对于政治和文学复杂关系的不同观念。　　一　　杂文写作古已有之，但作为一种具有现代意义的文体登上文坛并被确认，还要归功于《新青年》“随感录”栏目的设立。正是在这一栏目的引导下，作家们开始重视这种文体，并通过大量的创作实践逐渐证明了这种先锋性文体的存在意义。杂文是以批评为主的文体，是现代作家通过现代媒介与所处时代有机联系的一种有效方式，它迅速渗入到现代生活的各个领域，对瞬息万变的时代信息做出政治的、道德的乃至审美的评价与判断，并能得到及时的社会反馈，成为“感应的

4、神经”“、攻守的手足”。　　在这一领域做出巨大贡献的首推鲁迅。作为一个有明确自觉意识的杂文作者，他的杂文创作集中于社会批评与文明批评，给现代杂文打上了鲜明的个人印记。他的杂文创作超越了具体的时代和人物，为中华民族提供了宝贵的精神财富，成为了解中国文化心理、民情民俗的一部活的历史。同时，他对杂文题材、手法的开拓，对现代汉语运用的自由无拘，以及超越常人的逆向思维，都对现代中国人产生了深远影响。就文学本体而言，他的杂文创作也为评论性文体的独立存在提供了强大的依据，为学术界提供了讨论与研究的热点。如果说，鲁迅的小说创作对于中国现代小说题材的开拓和主题的发掘有着

5、不可替代的伟大贡献，那么他的杂文创作所具有的不可重复性，则为中国现代思想史提供了不竭的动力，成为难以超越的巨擘。　　与之形成有意味对比的是李大钊。作为《新青年》的编委之一，在反帝反封建，呼吁民主自由，抨击军阀官僚的残暴统治，提倡思想和言论自由方面，他与鲁迅别无二致。但李大钊出身北洋政法，对于政治、法律制度的关注度远高于其他作家。面对复杂多变的政治时局，他更多的是以一个政治家的眼光去捕捉事件的意义，并以高度理性的方式进行论辩与反省。所以，他在五四时期发表的大量“随感录”式作品都带有政论文的色彩，即使他在创作中有意识地区分了文学创作和政论文写作，但依然不能

6、完全稀释这种底色。与其他作家偏重道德、文化、精神层面的批评有所不同，他的批评更容易集中于制度的硬伤方面，表现出对社会政治、经济、军事体制变革的热切期望。所以，当社会制度变革的可能性被十月革命再次点燃时，他就义无反顾地投入到政治运动的洪流中去，终以职业革命家的身份成就了伟大的一生。比较两人在五四时期的“随感录”创作，可以发现这一代知识分子对于政治和文学的不同解释与追求。　　鲁迅文学家身份的确定正是从《新青年》开始的，而他钟爱的杂文创作也是在这一时期起步的。他始终以冷静的态度向纵深挖掘中国文化的溃疡，探究在现实中如何去塑造“更好的国民性”，在“治病救人”的

7、人生理想驱动下选择了文学道路。但现代中国纷繁复杂、变幻莫测的时局却使其创作打上了鲜明的政治烙印。这并非作家的被动妥协，而恰恰是他们迎合时代、主动选择的结果。在政治风云动荡变幻的时代，各个领域的精英都会努力参与到这种变动中来，他们有责任发出自己的声音，贡献自己的力量，彰显其个体价值。参与政治成为作家的责任之一，亦是他们写作的底色之一。作家们在这样的时代里所沾染上的政治色彩和其文学底色相互作用，使得政治与文学的关系呈现出诸多的发展可能。新文学的作家们以自己的实践证明，这不是简单的谁决定谁、谁吞噬谁的问题，而是一个更新自我的契机。“随感录”的出现就是一种证明

8、，它是在现代媒介、知识分子以及社会时局的多方博弈下催生出的新兴文体，是对政治的自由议论和对新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