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惠谈话”辨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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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周惠谈话”辨伪1959年的庐山会议,因其波谲云诡,打出一个所谓“彭、黄、张、周反党集团”,导致了中国当代历史的一次逆转,而为史家和世人关注。1980年代以来,官方陆续公开了一些档案文献,数位亲历者也先后发表了回忆录。最引起关注者,就文献而言,要数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八册和《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二册;就回忆而言,当推李锐先生的著作《庐山会议实录》。需要强调的是,《庐山会议实录》绝非仅凭记忆之作,书中的大量叙述,如毛泽东的历次讲话、两次中常委会议的发言、数十次小组讨论以及会间印发的文件等等,源自作者当年的笔记和会议材料,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由于文献史料

2、的公开和亲历者记忆的披露,事情的真相逐渐浮出水面,许多被颠倒的史实重新颠倒过来,许多以往模糊的情节逐渐清晰起来。这些年,研究者已经发表和出版了大量文章和著述。当然,研究没有终结,任何来源真实的新史料(包括回忆),任何言之有据的新观点,都值得人们重视和借鉴。但前提是,史料(包括回忆)应当是可靠的,观点应当是严肃的,否则,只会使历史真相变得模糊甚至混乱。    党史研究室有个周惠访谈录?    去年11月,一篇署名张杰的文章(以下简称张文)在网络上流传,题目是《原中顾委委员周惠谈李锐与庐山会议》。张文称,1990年代中,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搞了一项“党史资料抢救工程

3、”,派出工作人员采访经历过党史上重大事件的重要当事人,以只征集、存档,决不在事件涉及的当事人生前公开为条件,换取当事人如实叙述自己的经历。周惠是其采访对象之一,有一段谈话涉及1959年的庐山会议。张文接着披露了这篇“周惠谈话”(以下简称“谈话”)。在“谈话”里,周惠对采访者说:“庐山会议开成这个样子,李锐要负很大的责任。”周说了三件事:一件是李锐给毛泽东写信,一件是李锐1959年8月11日的发言,一件是李锐“夜闯美庐”(1959年毛泽东在庐山的住处),向毛检举揭发“军事俱乐部”的问题。正是这三件事捅了娄子,“连累了”彭德怀、黄克诚、周小舟;没有李锐的揭发,“军事俱乐部”这顶帽子也戴不上。

4、  庐山会议如此结局,很大的原因竟在李锐!张文披露“周惠谈话”,似乎要颠覆人们已知的历史叙述。颠覆已知的历史叙述,不是什么大逆不道的事情,倘若有理有据,如实地还原真相,还应该予以充分肯定。问题是,张文披露的所谓“谈话”漏洞百出,疑点重重,不仅没有还原反而歪曲和模糊了历史真相。  张文说依据的是中央党史研究室的访谈录,但张本人并非中央党史研究室的工作人员,他连党史研究室的来历都没有搞清楚(顺便说一句,张文对周惠的生平介绍也有误)。中央党史研究室是1980年1月成立的,比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早成立四个月,两个机构并存了八年多,并不是张文所说的“原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新的中央党史研究室

5、成立于1988年8月,是撤销原中央党史研究室和原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两个机构之后组建的,也不简单就是“原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那么,“1990年代中”中央党史研究室有没有一项“党史资料抢救工程”呢?说来也巧,“1990年代中”笔者恰在该机构供职。更巧的是,笔者的具体工作部门,是该室下设的第二研究室,专门研究“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史”。按照分工,要派出工作人员了解庐山会议历史,当属第二研究室的任务,但是笔者既没有听说更没有参与此事。会不会是其他同事呢?最近询问第二研究室当时的负责人和同事,均未与闻。因此,这份源自所谓中央党史研究室“党史资料抢救工程”的访谈录,究竟来自何处?真实性

6、如何?大可怀疑。李锐犯了“欺君之罪”?  更令人生疑的,是“谈话”对三件事的叙述。与相关文献和回忆对照,“谈话”错误甚多,根本经不起史料的验证。  第一件事,“谈话”称李锐“自作聪明”,给毛泽东写信,发了“重誓”,却在信里“撒了谎”,“隐瞒”了“最敏感的话”。还说,“这种行为,按照旧道德叫‘欺君之罪,天地不容’。按照新道德,则属于欺骗党、欺骗人民、欺骗领袖”,“彭总、黄老、小舟的命运,也可以说是受了李锐的连累”。  稍有历史常识的人都知道,彭德怀在庐山遭受批判,招致厄运,是因为他7月14日给毛泽东写了那封批评“大跃进”的信,而不是受什么人连累。黄克诚、周小舟的遭际,是因为他们发表了与彭相

7、同或相近的意见,也不是受什么人连累。批判彭德怀,是从7月23日毛泽东讲话,严厉指责彭德怀肇始的。7月25日,毛作出“现在要对事也要对人”的指示[转引自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989页],对彭的批判升级。这时李锐还没有写信,怎么会“连累”彭德怀、黄克诚、周小舟呢?  李锐是7月30日写信的,这时,不仅彭德怀已经受到越来越严厉的批判,而且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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