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域观念与派系冲突

《地域观念与派系冲突》由会员上传分享，免费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内容在行业资料-天天文库。

1、地域观念与派系冲突地域观念与派系冲突——以二三十年代国民党粤籍领袖为中心的考发信站:水木社区(MonOct820:04:042007),站内金以林众多研究民国政治史的学者，大都接受这样一种观点：民国政治的特点，是派系活动的普遍化。王奇生在讨论国民党派系政治时，曾有一段相当精彩的分析：“派系倾轧久已成为国民党组织机制中一个十分幽微而又突显的政治现象。”“其突显之处，则表现在派系之间的恶性倾轧成为国民党内影响深广，并为众所周知的一项政治文化现象。”[1]笔者在研究中发现这样一个非常有趣的“政治文化现象”：能够同蒋介石争“党统”地位的“党国领袖”，几乎是一批清一

2、色的广东人。虽然他们的政治主张并非一致，有时甚至相互对立，但他们都在国民党内拥有深厚的历史地位。党内后起的蒋介石依靠军权异军突起，自然引起他们的极度“不满”和“不服”。这种“不满”和“不服”又表现出强烈的地域色彩。正如陈志让在研究民国政治冲突时所称：“派系斗争又与中国传统的文化有不解之缘”[2]，地域色彩或许就是其中的一种具体表现形式。地域观念在国民党派系冲突中到底起了一种什么样的作用，的确是一个引人深思的问题。[3]本文拟着重考察1925－1931年间，国民党内粤籍领袖在派系冲突中所表现出来的地域色彩。一孙中山关于中国人乡土观念强而国家观念弱的见解，常为

3、学界所征引。他在《三民主义》一书中曾痛切指陈：“中国人对于国家观念，本是一片散沙，本没有民族团体。”而同它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有很坚固的家族和宗族团体，中国人对于家族和宗族观念是很深的。譬如中国人在路上遇见了，交谈之后，请问尊姓大名，只要彼此知道是同宗，便非常之亲热，便认为同姓的伯叔兄弟。……此外还有家乡基础，中国人的家乡观念也是很深的。如果是同省同县同乡村的人，总是特别容易联络。”[4]这种观念在当时的中国确实普遍存在。它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仍占支配地位下的产物。事实上，孙中山自己从开始领导革命时起，便在有意无意间逐步构成一批以广东籍为主的亲信干部，

4、他们长期追随孙氏并为孙氏所信赖。以中国同盟会成立前的三个主要革命团体来说，孙中山领导的兴中会成员绝大多数是广东人。据冯自由《兴中会会员人名事迹考》一文所列，兴中会会员286人中，271人是广东人，占95％；[5]黄兴、宋教仁等领导的华兴会的成员大多是湖南人，宋教仁甚至在日记中把华兴会自称是“湖南团体”；[6]而光复会的主要成员蔡元培、徐锡麟、秋瑾、陶成章，以及后来的章太炎等都是浙江人。地域观念，在同盟会内部的纠纷冲突中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孙中山在世时，他的基本干部有所谓“上三”、“下三”之说。“上三”为胡汉民、汪精卫、廖仲恺；“下三”为朱执信、邓铿、古应芬

5、。这六人都是清一色的广东人。[7]甚至在职业军人方面，当孙中山把广东作为革命根据地时，基于现实的考量，也不得不倚重粤籍人士。比如1923年孙中山命令驻福建各军回师讨伐陈炯明时，鄂籍的黄大伟和粤籍的许崇智论实力和功勋都在伯仲之间，但孙却任命许崇智为总司令，导致黄大伟认为广东人排外一怒而去。有人以此事质问孙中山时，孙很明确地回答道：“现在要打陈炯明不得不用汝为（即许崇智），他是广州高弟街人啊！广东人没有话说。”[8]特别是自1924年国民党改组后，广东被尊称为“革命策源地”，而有别于国内其他省份。此后，广东人的革命正统意识更是不断得到加强。1926年，在国民党

6、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广东籍代表吴永生竟正式向会议提出：大会中许多广东同志都是不懂各省方言的，本席在代表团时屡经提出要翻译粤语，何香凝同志亦曾说过，但未见实行。现请主席团以后对于各项重要报告及决议，都要翻译粤语。[9]当天，会议主席邓泽如即请陈其瑗将北方省籍代表于树德、丁惟汾的报告译成粤语。在以后数天的会议记录中留下不少这样的记录：提案审查委员会报告处分西山会议案。（由路友于同志代表报告，陈公博同志翻译粤语。——原注）全文如下……[10]但在二全大会上，并没有见会议记录中有听不懂粤语的其他省份代表，要求将粤语译成国语的记载。国民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不用国语做

7、会议的正式语言倒也罢了，但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竟通过今后重要提案都要译成粤语的决议，实在是罕见的现象，可见粤籍国民党员地方意识之强，也反映出粤籍党员在国民党内所处的特殊地位。浙江籍的蒋介石对此曾慨叹道：“粤人重地域而排外，其私心较任何一省为甚也。”[11]直到1929年国民党在南京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讨论是否处分汪精卫等人而引起激烈辩论时，胡汉民仍分别以国语和粤语发表演讲，重申此举之必要。[12]尽管此时会议地点已移出粤境而入江苏，国民党也由控制广东一省而变为全国的执政党，但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讨论重要议案时，党的领袖胡汉民依然要以粤语来加以强调，足以说明这

8、种地方意识对中央仍产生着不容忽视的影响。国民党内这种强烈的地域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