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报道与“三层事实”(初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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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经济报道与“三层事实”南方周末经济部黄河关键词：深度报道娃哈哈深发展《南方周末》的经济报道定位于“深度报道”，这其实是南周一贯的传统。但由于在实践操作中，记者常常容易将“调查性报道”（其实应该叫“揭露性报道”）等同于深度报道，因此不免产生一些疑惑与争论：比如本报经济报道的“卖点”究竟是准确的判断还是广泛的事实；许多经济报道是否违反“客观性原则”，过于“夹叙夹议”；经济记者的“眼见为实”究竟是基于事实之上的概括与归纳，还是对事件的“还原”，等等。这种来自不同领域的争论，甚至会直接影响到编辑与记者的操作：如果一个经济记者做得兴致盎然的题材，却只能引来其他领域同事的一个哈欠，那么他下次可能会有

2、意无意地选择更“猛”的料，而忽略其深层的“可开掘性”。我认为，从长远而言，这对南周经济报道的品牌和定位都将造成损害。归根溯源，经济报道操作中的这种摇摆不定，仍然来自本报经济部自身缺乏在经济报道定位方面的“核心价值观”——在《南方周末》这样的媒体中，经济报道的功能和核心价值是什么？南香红老师在《关于编辑记者职业化的一点想法》中，提出在媒体功能分层的现状下，《南方周末》的核心竞争力是“解释性报道”，记者和编辑则应该成为各自领域内的专家和“话语权威”。对此我不但深感赞同，而且南老师的文章还打破了我过去认为“社会报道就是揭露，经济（或文化、科技）报道才需要解释”的认识误区。在此，我希望以自己参与

3、的两篇（组）报道为例，展示经济新闻报道中记者的操作手法与价值心态。并从实践中的案例出发，探讨经济报道操作模式背后的“价值基础”。一篇报道是2007年5月17日发表的《谁在保卫娃哈哈》；另一组则是从2006年2月至2007年6月的“深发展报道”（4篇），相关报道资料可在以下网址查到：huanghe.chinavalue.net。娃哈哈报道的得与失在关于娃哈哈和达能争夺控制权的国内报道中，《中国经营报》在基础事实的调查与揭露上首屈一指；《财经》则延续了其“档案式纪录”的雄心；本报报道的价值和影响，则在于提供了一个相对完整的“解读框架”。奉命赶赴杭州采写娃哈哈与达能之争是在5月9日，其时双方的

4、口水战已经打了一个月。包括网络媒体在内的大量媒体报道已进入白热化之后的降温阶段。在赴杭州之前我便从网络上搜索了所有能找到的报道，但看完后，除了一堆情绪化的口号和几个片断的印象之外，我感到自己几乎无法在自己脑海里形成有关事件的清晰脉络，更不用说判断其价值和意义。在当时看过的所有报道中，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中国经营报》的调查：该报记者对娃哈哈商标及非合资公司背景的调查，是早期报道阶段唯一称得上“接近真相”的努力；相比之下，大量建立在臆测基础上的情绪化喧嚣，反而把该报道推到了市场注意力焦点之外。当时我的判断是，从基础事实的揭发而言，本报已经不可能突破《中国经营报》的深度——locatedinth

5、eTomb,DongShenJiabang,deferthenextdayfocusedontheassassination.Linping,Zhejiang,1ofwhichliquorwinemasters(WuzhensaidinformationisCarpenter),whogotAfewbayonets,duetomissedfatal,whennightcame事后有同事告诉我，该报记者早在半年前就开始了对娃哈哈国有资产流失的调查，没想到正巧碰上了“这么一件大事”。在后期报道中，《中国经营报》凭借有利的信息源，牢牢地占据着基础事实调查的“首席发布权”，其他媒体的报道大多是对

6、有关核心事实的转述或评论。当我匆匆到达杭州时，手里的资源只有一个粗略的判断、三本有关娃哈哈的书籍和一个尚未落实的采访对象。由于此前的报道（三九、健力宝）中一直在跟我所谓国企转制过程中“产权触礁”的案例打交道，在大致看完娃哈哈的有关报道后，我便发现一个蹊跷的现象：作为一家国有控股的企业，宗庆后在与达能争夺企业控制权的过程中，居然没有国资管理方的影子！基于此前对类似案例报道的经验，我的第一判断是：这是一个跟国有资产转移有密切关系的产权争夺案——今天回过头来看，这一判断不但决定了后续采访的角度，而且形成了整个报道的观点基础。从报道操作理念而言，这是解释性报道与揭露性报道最大的不同：解释性报道必

7、须在占有大量资料的前提下，预先形成判断，其后的调查与采访只是在核实或调整这一判断；而调查类报道则视“心有成见”为采访大忌，必须在调查过程中或结束时再形成判断。就本报道而言，在前述判断的基础上，记者的调查主要集中在几个环节：一是娃哈哈集团的初始产权结构，及其后续的产权变迁；二是宗庆后、达能与国资方在这些产权变迁中各自的利益损益；三是事件爆发时，达能与宗庆后的利益冲突实质。而在调查路径上，除了最后一点需要由当事人双方核实外，其他情况都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