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保健是我毕生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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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儿童保健是我毕生的事业薛沁冰（原首都儿科研究所所长）我出生在江南的农村，六个月失去父亲，母亲抚养兄妹三人，她身受文盲之苦，虽家庭经济很困难，但母亲总是鼓励我们努力学习。在成长的过程中，我亲眼目睹劳动人民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处处充满着不平等。虽然我进过中学，也念过大学，因为都是国立免费上学，但这不是我的理想。八一三事变后，我在家乡无锡参加了伤员的救护工作，并参加了党的外围组织读书会，逐步地懂得要推翻万恶的旧社会，要打倒帝国主义，只有革命，去延安才是青年唯一的出路。终于在1938年秋后我离开了国立贵阳医学院到了革命圣地——延安。我进了抗大又转入中国医大。1942年在中国医大毕业，在附属医院工作

2、半年后，又进入儿科病房轮转，我对儿科发生了兴趣，愿当一名为儿童健康献身的医生。后来组织上又派我去延安中央医院妇产科和儿科进行专业培训，在那里我受到了住院医生的严格训练。1945年11月由于解放战争的需要，我被调往东北，行军到达热河承德时，我被留在国际和平医院儿科工作，上级对我提出的要求是，不仅要为部队儿童治病，还要为地方老百姓的孩子治病，要扩大我军的影响。当时我在承德的老百姓中威信是较高的，不但有报章表扬，而且不少老百姓由百里之外提着鸡蛋来表示感谢，人民的医生为人民服务是应该的。我将这些送来的贵重礼品交给组织慰问伤员。我也曾想当个外科医生，认为会起更大作用。通过实践我认识到，只要全心全意为

3、人民服务，儿科医生在革命工作中同样可以发挥很大作用的。在战争的年代里，调动比较频繁，但无论调到哪儿我都重视儿科工作，努力学习，要求自己在技术上精益求精，以便更好的为人民服务。1946年8月从承德随军到兴山中国医科大学任主治医和教员，兼任伤兵所副所长。后来才知道迅速离开承德是战略的需要，因为当时我们遭到敌人的四面包围。1947年2月——1947年8月我被调往东北卫生部直属单位医院（佳木斯）任医务科长兼做小儿科工作。我一边看病，一边从事医院管理。1947年8月我被调到哈尔滨东北局任卫生科科长。1948年6月东北局卫生科与哈尔滨卫戍医院门诊部合并，我任医务科科长。在东北解放战争全面胜利之际，于1

4、949年2月我被调往沈阳新建的妇婴学院任副院长兼任医院院长。我想全国解放就要来到了，妇幼保健工作在祖国建设中是非常重要的。当时我觉得威胁儿童健康最严重的疾病是小儿急性传染病，尤其是麻疹，百日咳、小儿麻痹等。这些小儿传染病也一定会得到像天花种牛痘那样能获得免疫，这是儿童健康的保证。这就是我们的理想，我想只要努力是一定能实现的。全国解放以后，我深深地感到原有的知识已不够了，1950年春被调来北京工作，组织派我到北京医学院儿科进修，在诸福棠theprovisionsofelectricpowerconstructionengineeringqualitysupervisionandquality

5、...2.4.1.1theunitworksacceptancerateof100%,thequalityevaluationofatotalscoreof95orabove;2.4.1.2regulatedWeldingNDTinspection100%,regulatedweldingapassingrateof>99%,andweldbeadappearance;2.4.1.3boilerhydraulic老师指导下，我的儿科水平得到了提高。1951年我被分配到中央妇幼保健实验院任副院长兼书记工作。当时我感到组织重视我，既做业务领导又兼党务工作，感到很光荣。我当时很年轻，身体好，干工

6、作不怕苦也不怕累，分娩后休息不到一个月就上班了，领导三反运动。北京和全国一样形势大好，家庭妇女纷纷要求参加工作，幼儿园、托儿所似雨后春笋。当时我兼着西城区妇联儿童福利部部长，大批的幼儿机构成立之后，如何管理？小儿传染病流行影响到幼托机构的巩固和发展。我身为中央妇幼保健机构的领导，又是卫生部学委委员，责无旁贷。于是激发了我向小儿传染病进军的决心。同时我认识到单纯的治病控制不了传染病的流行，要实行防治结合，开展对托幼机构卫生管理的研究。终于通过实践找出了一整套的管理方法，并在城区得到推广。但这仅仅是对科学实验探索的开始，还有许多问题要去寻找答案。1950年10月——12月（两个月），我在苏联莫

7、斯科列宁格勒等地参观学习了一个月，看了托儿所、幼儿园、以及苏联的儿童保健系统。在匈牙利为期两周，随郭沫若院长参加匈牙利科学院125周年纪念大会。在此期间参观学习匈牙利的儿童保健的医疗预防系统。并参加了在波兰华沙召开的世界和平大会。毛主席指出：“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要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又激起了我向国外学习的念头。1953年11月，我被录取到留苏预备班学习俄语。我当时35岁已是三个孩子的母亲，大女儿上小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