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认同与道统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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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文化认同与道统重建——一种基于社会转型的社会—历史分析[①]孙国东本文原载《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1期【摘要】基于对社会转型背景下“中国现代性”和“中国文化认同”的社会—历史分析，即通过恢复现代性自晚清以降作为一波三折的“历史事件”的面目，可发现“邓正来问题”把握住了当下中国“文化认同危机”和“道统缺失”的时代病症。由于当下中国正当化压力与认同危机并存，我们应当塑造可以回应正当化压力的文化认同，在古典传统、社会主义新传统和部分西方传统之间形成“杂合性认同”。文化认同的重建应当遵循“两邓两晖律令”，既不无条件地回归传统，

2、也不无反思地诉求西方，建构梁启超意义上亦中亦西、非中非西、中西之间的“新文明”。【关键词】社会转型；现代性；文化认同；道统；“两邓两晖律令”引论：中国现代性与文化认同——邓正来与汪晖在《中国法学向何处去》等论著中，邓正来先生以中国法学为个案，提出了我所谓的“邓正来问题”，即“基于中国文化认同的（法律）理想图景问题”。在其他场合，我曾以福柯话语理论为参照分析了邓正来基于知识—法学路径推演出“邓正来问题”的内在理路以及由于忽视社会—历史分析导致的“邓正来问题”出场的不充分性，特别是无法回答“邓正来问题”在当下中国出场的社会—历史背景。[②]这里

3、的关键在于：只有将“邓正来问题”诉求置于全球化和社会转型的背景中，并将这种社会转型置于中国现代性生成的社会—历史大背景（由现代化话语、制度和实践互动形成的大背景）中，我们才能更为充分地理解其历史意义，甚至才能从中找到我们的努力方向。本文拟在社会转型的背景下以“现代性话语”和“中国文化认同”为中心对“邓正来问题”进行简要的社会—历史分析。在我看来，社会转型构成了“邓正来问题”之所以成为问题的最重要的社会—历史背景：正是在明清以降中国遭遇西方而向所谓“现代”转型的历史进程中，所谓的“现代性话语”才成为贯穿中国理论、制度和实践诸方面的主流话语，“

4、基于中国文化认同的（法律）理想图景问题”才成为我们的时代诉求。在对中国现代性问题的社会—历史分析中，做出最突出贡献的可能是汪晖。在《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等论著中，汪晖在宋代以降的思想史中重构了“现代性叙事”在中国内在确立、自我质疑或自我否定的复杂进程，进而试图在思想史中展现基于“中国认同”的“中国现代性”之建构的可能方向；另一方面，他又主要在社会史中展现了宋代以降“帝国建设”和“国家建设”重叠与转化并存的“时势”中“中国”、“中国认同”重新定义和不断确立的复杂历史进程，进而试图为建构当下中国的认同提供某种历史借鉴。在很大程度上讲，汪晖其实在

5、其对现代中国思想进行话语分析和话语重构的语境中回应了“邓正来问题”。然而，尽管汪晖声称要“重新确认批判的前提”[[1]]62，但经重新确认后的批判前提却是没有“locatedintheTomb,DongShenJiabang,deferthenextdayfocusedontheassassination.Linping,Zhejiang,1ofwhichliquorwinemasters(WuzhensaidinformationisCarpenter),whogotAfewbayonets,duetomissedfatal,whenni

6、ghtcame规范性基础”的解构性前提。在《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的“总论”中，他将福柯对“求真意志”之历史、后果及其与权力关系的追问移植于中国现代性的语境中写道：“如果福柯的上述问题值得回答的话，我们就不得不认真地思考以民族—国家体系为基本政治形式的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共有历史前提：对进步的信念，对现代化的承诺，民族主义的历史使命，以及自由平等的大同远景，特别是将自身的奋斗和存在的意义与向未来远景过渡的这一当代时刻相联系的现代性的态度，等等。”[[2]]1492汪晖的这一论述其实集中体现了他的问题意识、研究路径和理论倾向：他不仅同邓正来一样

7、要将“现代化话语”（即他自己所谓的“现代性叙事”）“彻底问题化”[[3]]114，而且也像福柯那样在历史中问题化，以恢复“现代性叙事”作为“历史事件”的面目。然而，也许是出于对历史目的论的警惕，他在消解了主流“现代性叙事”的历史前提后却不愿对他所谓的“中国现代性”的价值取向及生成路径做任何实质性承诺，甚至连那种超越于实践病态并作为现代性批判之“规范性基础”的存在空间也予以回避，从而在根本上缺乏“中国理想图景”的自觉意识和理论观照。在这个意义上，高全喜对汪晖的批评是正确的：“汪晖的贡献在于找到了一个中国人的视角，但可惜的是，这个中国人是一个空

8、心人，他没有心肝，在欧洲主义和亚洲主义的双重力量的碰撞之下的现代中国人究竟要做什么，应该做什么这些与中国生死攸关的问题上，汪晖采取了回避的态度，或者说他隐藏了自己的立场。”[[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