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社会思想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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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于建嵘：反社会人格，最恐怖的发泄3月23日7时许，福建省南平市实验小学门口，前外科医生郑民生55秒内连续刺杀13名小学生，造成8死5伤的惨痛后果。郑42岁，失业、无房、无妻无子。据其自供的作案原因：一是辞职后工作无着，二是恋爱失败，三是受一些身边人员闲言刺激。这些并非很特别的原因，却引发了震惊全国的南平血案。4月8日，一审当庭宣判郑民生故意杀人罪成立，依法判处死刑。这是近年来发生的又一起十分严重的个体极端事件。但这起案件既不同于邓玉娇式的“自卫性抗争”、唐福珍式的“自残性维权”，也与马加爵、杨佳式的“报复性攻击”有明显差别。笔者将它称为“泄

2、愤性暴力”。它的主要特征是，行凶者心中对社会有诸多不满，但却没有“合理”的明确仇恨；他泄愤的目标不是侵犯他的人，也不是公权力，而是更柔弱者，如郑案中缺乏反抗能力的小学生；作为绝望的“失败者”，残杀无辜报复社会成了自我实现的手段，为此值得付出生命的代价。南平血案的严重性其实并不在于受害者是小学生，也不在于伤亡人数的多少，最关键的是攻击目标具有放大性，使每个无辜者都有沦为暴力受害者的可能，因此是一个兼具动向性和标志性的事件。南平血案的第二天，笔者正好到了福州，在和当地党政干部的交谈中，感觉这种类型的暴力由于其攻击目标的不特定性，给当地带来了一片

3、恐惧。这很容易理解。社会问题增多，社会群体的分裂带来的冷漠和隔阂，正在造就大批潜在的郑民生，不知道哪一个哪一天会突然爆发，每个人理论上都可能成为这种“无差别杀人”的受害者。不论是非对错，不分善恶曲直，只是个概率和运气的问题（尽管可能性很小）。而郑案的传言之一，即特意打摩的到较远的当地“贵族小学”南平实验小学作案，更是加深了生活较优越阶层的恐惧，甚至对弱势群体产生总体性的排斥和对立，而这只能造就恶性循环。如果官民、富穷之间的分裂加深，产生“我们—他们”之间的对立，社会会向更危险的方向发展。要消除这种恐惧，我们不得不问，南平血案发生的原因何在？

4、郑民生是如何从“郑一刀”变为“郑屠刀”的？让潜在的郑民生们不再恐惧实际上，这种因个人原因滥杀无辜（弱）者的极端案例（区别于非为政治、宗教目的的恐怖活动），在不少国家都有发生，比如美国有赵承熙式的校园枪击案，日本有宅见的池田小学杀人案、加腾智大的秋叶原无差别杀人，香港也发生过异曲同工的天水围伦常惨案，罪犯都是各自社会中的边缘人物，性格孤僻、生活失败、缺少安慰、怯懦厌世。这些共同点表明，绝望的“失败者”通过残杀无辜来报复社会，首先与人性有关，是一种人类社会现象。毕竟，再坏的社会制度、再多的社会问题、再被人蔑视欺负侮辱，最多逼你去反抗压迫者，而不

5、是让你去滥杀无辜。换个角度说，屡遭打击没有出路的人也很多，去残杀无辜的却是个例。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这类行凶者可用反社会人格障碍来解释。具体到郑民生，有心理学家分析其社会适应不良（与领导同事同学哥哥关系都不好）、行为无计划性（轻率辞职、杀人无预兆等）、自我认知存在问题、易迁怒于人（比如将辞职说成领导诱使）、缺少羞愧感（杀人后无悔意）等，这都是其制造血案的个体原因。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才是变化的根据。因此，笔者认同行凶者的主观因素是这类惨案的主要原因和直接原因。对南平血案的讨论是在这个前提下进行。“杀人狂”的产生虽然很难从制度层面杜绝，但是

6、，这不代表不需要对社会进行反思，毕竟，并不是每个失败者或反社会人格障碍者都会变成现实中的杀人罪犯。所以必须要关注的是，社会对其“失败”是否要承担一定的责任，又有多大责任？发生惨案的各国事后对此均有讨论，答案也各不相同。具体到郑民生案，笔者认为至少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第一，无房是郑民生的“软肋”之一，但这并不是其个人懒惰造成，社会应负有很大的责任。作为一个具备专业技能、长期供职于正规医院的医生，他凭借工资收入却买不起一套房，甚至没有希望，这在大多数国家是难以想象的，不能不说我们的社会利益分配体制或者经济结构存在失衡。另外，据说郑民生因底子

7、薄错过单位改制入股，从而失去了分红的机会。但是，如果再努力工作，工资收入也远不能与一次“投资”的收益相比，这会多么让人灰心丧气。社会做不到宣传的“以按劳分配为主”，是否说明政府在社会转型期的宏观政策存在一定问题，并且缺乏日后的补救措施？第二，社会失范，遵守规则者却常被边缘化；价值观单一，无钱无权者得不到尊重，是郑民生人生悲剧的催化剂。郑民生是个医术、医德都不错的医生，却不善于搞人际关系，应该是希望凭技术吃饭。但不屑或不会搞潜规则、拉关系，不仅没有灰色收入，升职也难，最后因为“不能适应社会”而被人瞧不起。循规蹈矩并没有给郑民生带来什么好处，反

8、而在事实上过得比同事们差（虽然并没有证据指责同事们玩“猫腻”）。另外据说郑在辞职前已联系了新单位，但却在入职时被告之要降职降薪，“强者”不守规矩，正是我们社会的问题之一。社会缺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