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社会史资料建设的现状与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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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当代社会史资料建设的现状与反思近20多年来，当代中国史研究取得了较大进步，但由于当代社会史研究起步晚，相关史料的搜集与整理还不充分。目前学界对当代社会史资料的搜集偏重于档案，对民间文献、口述史及各类影音与实物资料的搜集整理还远远不够，尤其缺乏专业机构（如档案馆、图书馆、博物馆等）的积极介入。同时，学界对官方档案和民间文献的利用效果不甚理想，除很多重要历史档案仍未解密等原因外，在固定时间和地点直接提供案卷查阅的方式，极大地限制了档案信息的利用，增加了研究者的学术成本；已开放可查的工业、农业、商业、卫生防疫等方面的官方档案仍有待于进一步开发利用；对民间文献的系统搜集整理工作还仅限于个

2、别高校和学者；资料的搜集整理集中在新中国前30年，对近30多年社会历史的资料搜集则明显不足。基于此，当前及今后的资料搜集整理工作应分清轻重缓急。首先，应大力加强抢救性的口述史工作，不仅关注主要人物或主要历史事件当事人的口述访谈，更要重视普通民众对日常生活的讲述。其次，由于民间文献规模庞大，急需档案馆、图书馆、博物馆等更有条件的专业机构加入，完善收藏种类，建立成体系的当代民间文献资料库。再次，要积极谋求档案馆与高校或科研机构的合作，开展有规模有计划有系统的档案整理。最后，在注重实地社会调查的各种文本、数据等资料之际，还应重视对社会的观察与体验以及由此形成的调查笔记和报告。总之，史料为史

3、学之基础，惟有先期进行资料建设的学科基础工作，才能使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走上更加有序、良性发展的道路，成长为一门更加成熟的学科。（吴志军摘自《历史教学》2014年第4期，全文约10000字）推动政策的执行：中国政治运作中的工作组模式研究李振由上级机构向下级机构派遣工作组这一模式在中国源远流长，但其大规模运用出现在新中国成立后。工作组模式之所以得到长期而广泛的运用，是因为其本身具备一定优势。它适应中国现行的条块分割的组织架构，可以打通上下级机构间的信息不对称，有利于上级机构更好地监督下级机构，有利于提高下级机构的政治治理水平，有利于在政策执行一线收集更多信息，从而促进上级机构在修正既有政

4、策或制定新政策时的合理化水平。不同的工作组在推动不同政策的执行过程中发挥着不同作用。在不同类型的下级机构那里，工作组有可能是能力提升者，或意愿改变者，或二者兼而有之。但单纯依靠这一机制并不能完全保证政策的有效执行。在实际运作中，这一机制会与诸如官员晋升考核机制、目标责任制等相互叠加和融合，从而形成促使政策有效执行的一整套机制。当然，工作组机制也存在一些局限性，如容易引发下派工作组与既有机构工作人员的矛盾和冲突、派遣工作组会增加政治与社会治理成本、可能导致下级机构的能力退化或离心倾向、在具体运作中还可能出现形式与内容的分裂，因此需要在实践中进一步提升其正面作用。在某种意义上，工作组是认

5、知和理解中国现行政治体制特点的重要渠道。（吴志军摘自《政治学研究》2014年第2期，全文约16000字）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与合作社管理的政治化转型locatedintheTomb,DongShenJiabang,deferthenextdayfocusedontheassassination.Linping,Zhejiang,1ofwhichliquorwinemasters(WuzhensaidinformationisCarpenter),whogotAfewbayonets,duetomissedfatal,whennightcame——以慈溪县为例（1953—1956）严宇鸣

6、与农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不同，手工行业的整体资本有机构成明显较低，这使得基层政府在改造过程中缺乏具体的“物质”对象，国家也未突出强调手工业“独立生产后两极分化的可能”，因此手工业改造一度进展缓慢。随着国家改造政策的不断强化，政府将雇工现象认定为是对合作社社会主义特性的挑战，从而逐步以调整从业者之间的传统等级关系为改造切入点，试图建构更符合社会主义特性的师徒关系，强调二者之间的纯粹技术传递性联系，否定原有的“人身依赖”关系。因此，基层政府在运动初期仍倾向于借助（类）市场力量推进改造，以此保证合作社的生产收益，使社员真切感受合作社优势。但这种市场化手段与行政化意志的不匹配制度环境，使供销社

7、逐渐不能适应合作社的供应与销售压力，原已分散的下乡生产经营形式也无法维系，改造工作陷入僵局。这既反映了基层政府对国家政策落实手段的多元性选择，又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社改政策乃至社会主义制度在基层落实和执行的有限性。在1955年下半年改造运动高潮的压力下，基层政府加强了“斗争”动员机制的运用，以阶级斗争模式界定和处理经济行为或经济问题，扫除了来自合作社内部的阻力；以“产值”的单项评价标准淡化产销矛盾，为政府意志的向下贯彻扫除了关键性障碍；手工业生产合作联社的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