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北京的少数民族课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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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清代北京的少數民族2009年6月17日一、古都北京的特點北京古都發展史的一個突出特點，即它自古以來就是多民族雜居共處的地區。遼契丹、金女真、元蒙古、清滿洲，這些少數族人先後在北京定都，與漢族共同創造了古都悠久歷史。這是北京持續發展、充滿生機的一條基本線索，也是它有別於其他古都（西安、開封、洛陽、杭州、南京）的基本特色。順治元年（1644）清朝入關，大批少數族人隨之進入，使北京的民族構成發生顯著變化。義大利傳教士衛匡國親眼目睹了這次史無前例的民族大遷徙：大批韃靼人進入中國，來的不光是女真人，還有奴兒幹人、西部的古韃靼人和魚皮韃

2、靼人。魚皮韃靼在更加東面，與日本處於同一海拔高度。那裏的人被稱為魚皮，因為他們穿用堅固的魚皮製造的盔甲或胸甲。不僅這樣，我還看見很多來自伏爾加河的人，韃靼人管他們叫阿爾加韃靼。[1][1][意]衛匡國：《韃靼戰紀》，杜文凱編：《清代西人見聞錄》第29—30頁，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5年版。衛匡國筆下的“韃靼人”，非指狹義蒙古人，而是包括滿洲人和東北沿邊地區其他漁獵民族如赫哲人等。從清初到近代，黑龍江下游及烏蘇里江流域赫哲人始終以“魚皮韃子”稱名於世。用魚皮加工服裝、甲胄，正是當地通古斯語諸民族傳統文化中的基本要素。當時，滿

3、洲人的全部，以及早期归附的蒙古人、漢人、朝鮮人等，都编入八旗军队，隨同清朝入關。由於他們統一穿著滿式服裝，依照滿洲傳統實行剃發，衛匡國將他們大而化之地統稱為“韃靼人”。二、旗民分治與分居清朝定鼎北京，實行旗民分治與旗民分居。清代北京分內城（北城）外城（南城）。內城分為同心圓的三座城（紫禁城、皇城、大城）。內城中央是滿洲皇室居住的紫禁城。紫禁城外，是內務府各衙署（七司三院各庫）及內務府三旗集中住居的皇城。皇城外，是八旗駐紮的大城。大城的八旗稱“禁旅八旗”，又稱“京旗”，從四面拱衛皇城。與內城（北城）旗人比鄰為居的是外城（南城）

4、的民人，彼此被一道高高的城牆阻隔。康熙三十一年（1692），沙皇俄國派遣荷蘭人伊茲勃蘭特·伊台斯為首的使團至北京拜謁清廷。伊台斯記述說：“住在北京城內的大部分是韃靼人，漢人必須住在外城和關廂，那裏有最大的市場和店鋪。”[1]此後一些西方人記載，多提到北京“韃靼城”與“漢城”的區別[2]。來華耶穌會教士，習慣上把蒙古人和滿人泛稱為“韃靼”，又依據大致地理方位，稱前者為“西韃靼”，後者為“東韃靼”。北京內城的旗人雖有滿洲、蒙古、漢軍之別，但其男婦在服飾方面渾然一體，完全“滿化”，這應是傳教士把內城稱作“韃靼城”的原因。旗人與民人

5、分城而居，是旗民分治二元體制在空間關係上的突出表現。旗人的核心是滿人，民人的主體是漢人，又說明旗民分治的實質是滿漢隔離。[1][荷]伊茲勃蘭特·伊台斯等著：《俄國使團使華筆記》（北京師範學院俄語翻譯組譯）第218頁，商務印書館1980年版。[2]1703年耶穌會士洪若翰的一封信中寫道：“北京由兩個城組成：第一個是滿人城，皇帝的宮殿就在該城的中央；第二個是漢人城。兩座城彼此相連。”（[法]杜赫德編：《耶穌會士中國書簡集》（鄭德弟等譯）第269頁，大象出版社2001年版）。[法]讓·巴底斯特·杜赫德：《關於大中國和中國的韃靼族的

6、地理、歷史、年代、政治和體質的描寫》（荷蘭海牙亨利·舒爾來出版社，1736年）和《中國總地圖集》（法國巴黎皇后出版社，1785年）所載《北京城圖》，均把內城稱為“韃靼城”，外城稱為“漢城”。三、旗內各族的陶融順治五年（1648）統計，八旗男丁346,931人中，漢軍45,849人，滿洲55,330人，蒙古28，785人，滿洲、蒙古旗下漢人奴僕壯丁216967人[1]。這組數字，準確地反映了八旗內部各民族比例關係，各色漢人（自由人和奴僕）約占旗人的76%；滿洲人占16%；蒙古人占8%。滿洲人口如此之少，他所面對的，則是被征服的

7、上億人口。為擴大統治基礎，除以滿蒙聯姻作為國策外，還採取以下手段，促進八旗內部各民族成分的陶融。[1]允祥：《為報順康年間編審八旗男丁事奏本》，雍正元年五月初四日。（一）旗內各族滿洲化劉獻庭《廣陽雜記》卷一：“滿洲擄去漢人子女年幼者，習滿語純熟，與真女直（按：此處指滿洲人）無別。”被擄外族女子，無論為奴為妾，衣服穿戴均改滿洲式樣。漢婦習慣，一耳戴一鉗，改從滿式，一耳三鉗。他們自幼在滿人家庭內生活，最易被同化。他們在用滿語、著滿裝（旗裝）的同時，生活起居率同滿俗，男子剃發，女子天足，放棄漢姓，改稱滿名。八旗內蒙古等族人也都接受

8、滿文化（滿語、滿文、姓氏）。康熙四十八年蒙古旗人五十八写立的满文典房契（二）吸收新血液入關前，八旗以滿洲人為核心，吸收了部分蒙、漢、朝鮮。入關後，又融納“新滿洲”、俄羅斯、番子（藏）、回（維吾爾）等族。1、“新滿洲”。順、康、雍三朝，清朝將黑龍江、烏蘇里江流域赫哲壯丁編入八旗，稱“新滿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