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官民比例的历史坐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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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官民比例的历史坐标如果今天有一位商人像黄易笔下的《寻秦记》里写的那样，超越时空回到公元前几十年的汉代，他会发现今天大量的政府职能在当时都归于少数官员之手。包括税赋、地方治安等诸多事务，在今天需要多个部门多头区别管理的，而在当时或许都只是几个人手中的业务。历史趋势：官员越来越多    一个县衙，十个衙役一个官，在很长一段时间是中国最基层的行政管理结构。这种设想，当然不是意味着行政管理分工越粗越好，但是即便在汉代全国人口进入5000万的时代，西汉时期官民比例还是1：7945，就意味着整个国家的官员总数不超过6500人。如果再按照汉代全国103个郡国的行政

2、区划的划分，那么平均每个郡（国）也只有60几个人，据记载，汉代的大郡，官员总数不过百余人，但是人口却超过10万。    这种记录随着历史的发展而逐渐发生了变化，唐高宗时，中国的官民比例达到了1：3927，即3927个人养活一个官员，元成宗年间，这个数字改为1：2613，明神宗时代这个数字大约是1：2299。今天我们所能够寻找到的历史记录中，康熙年间的官民比例大概是最高的，约为1：900。在目前对于康熙年间的中国人口总数仍然存在较大的争议，多者认为已经过了2亿，而少者认为不到数千万，仅以普遍能够接收的数字1.5亿人来说，大约当时已经有了将近170万的官员。

3、官民比例必须保持在一定数量之下    在中国历史发展中，每个王朝的官民比例总是在不断加大。究其原因，首先是中央机构设置的增加，由于历史上封建王朝中央集权制度的不断发展和加强，中央机构也在不断增加和改革。秦汉时期的三公制度，到隋唐时代的三省六部制度，再到明清时代在六部基础上又增加了内阁、军机处这样的中央枢密部门，机构逐渐增加使得中央机构越来越庞大。而除了工作任务划分越来越细之外，中央集权体制下对于各个部门之间的相互监督和制约，也推动了新的部门设立和发展，增加了用人总数。    其次是中央对地方关系的变化，如果说汉代的郡国还残留着分封制的痕迹，那么实现郡县制

4、之后，中国历史上中央对地方的管理是在越来越加强中，采取的方式又两种，一种是将郡县权力划分越来越小，以减少其权力；另一种是中央派驻地方的直属部门官员越来越多。尽管县数变化不大，但是比如汉代有103个郡国，到了唐代1235个县，300多个州，而清代就已经有1358个县、124个州、245个府与18行省的布政司、按察司、巡抚、总督每个地方衙门。但是即便在清代，官吏人数也是很少的。据瞿同祖先生的研究，他调查了清代的10个县，最多的一个县50个官员，最少的一个县12个。    第三是生产方式的多样化，商业的出现和发展，使得管理方式出现了新的迹象。另一方面，公共事业

5、的出现，也使得官员数量有了增加的可能。比如对于商业的管理，汉代基本不设专门的地方管理部门，而到了宋代市舶司的出现，已经专业管理对外贸易了，内贸和外贸出现了区分。仅此一项，就导致了大量的专业管理官吏出现。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专业官员、城镇公共事务服务官员的数量增加，也使得官民比例增高。    总体上说，即便维持庞大的中央集权机构，官员和平民比例必须保持在一定的数量以下。如《隋书·百官志》中上上县（即大县）设官吏99人，《唐书·职官志》中不满1000户以下的县设官吏45人。钱穆先生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曾经谈及中央和地方的政府设置，他总体的看法是随着封建制度

6、的发展，一项制度的创立和消失都不是偶然的，必有种种人事需要和时代性。中国历史中官民比例的变化，也是这样的。鉴往知今，这些历史数字对于今天的社会发展和行政管理来说，仍然有着十分特别的警示和参考价值。国际先驱导报2005-03-14机构改革积重难返破解26人养1官的中国困局2005-03-14来源国际先驱导报   官民比例“1：26”，一个最新的数字点出了中国官员系统的膨胀和低效，绵延了20多年的机构改革多次无功而返，构成了一个中国官员系统的歌德巴赫猜想。这个数学界的著名难题曾经被中国数学家陈景润撼动，而关于中国官员系统的这个难题也只能通过中国人自己来解决 

7、去年之后，任玉岭委员又一次提出了精简官员的议案。    作为全国政协委员和国务院参事，任玉岭自己做了一个统计：“我们的官民比已达到26：1，比西汉时高出了306倍，比清末高出了35倍。即使是同改革开放初期的67：1和10年前的40：1相比，吃皇粮者所占总人口的比重攀升之快，也是史无前例的，令人堪忧！”26个人养一个官员的概念    26个人养一个官员的概念在很多人看来并不是非常直观，所以对于这一数字的说明显得很有必要。   首先，我们可以看看目前吃财政饭的人数，据统计，这一数字已经高达4572万人；另外，还有500万人仰赖于政府赐予的权利实行自收自支。 

8、  一位在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工作的人员还向记者透露，事实上，不仅仅这些人吃财政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