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朝的焚书坑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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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大清朝的“焚书坑儒”核心提示：哭庙案被官方定性为一场意识形态斗争，他们认为这是清定鼎后江南士子不满其统治的表现。这一案一百多人被处死，凡是伐鼓聚众、撰写哭庙文、参与请愿示威活动的人员均遭到处斩，妻子家产籍没入官。仅仅写了篇哭庙文、甚至都没有到过现场的金圣叹被当作此案的主犯，阴差阳错地当了“异议分子”。顺治十八年二月初四，清政府有力地处置了一起寻衅滋事的群体事件，抓获了制造谣言、煽动群众闹事的名流倪用宾等十一人，两个月后，又捕获此次群体事件的幕后策划者、著名文人金圣叹。此次群体事件事后被称为“哭庙案”。起因是有人举报苏州府吴县县令任惟初为了完成上级下达的征税任务，不恤

2、民情，将不按时交税的民众拉到县衙打板子，以至打死了一个人。消息传出后，又有人证实，任惟初自己盗卖官米，中饱私囊。于是，民情汹汹，士子愤慨，纷纷表示：“自明太祖立法至我朝定鼎以来，未有如惟初之典守自盗者也。”此时正值顺治驾崩，按诏府衙应设灵举哀痛哭三日。二月初四这天，一百多名当地生员学子纷纷来到文庙，以哭先帝为由聚集，旋即来到府堂，鸣钟击鼓，跪进揭帖，要求驱逐任县令。随同而至者达千余人。江南学子此举是有传承的，从明末以来，府县学宫的明伦堂就是生员士子们聚集、讨论地方事务的空间，在很多地方，士子们通过这样的聚集、公评、甚至组织行动，参与、干涉了许多地方政治事务，成为抗衡

3、官府的一个不可小觑的力量。万历四十四年，松江府华亭县学生范昶被时已退居在家的湖广提学副使董其昌逼死，松江府府学、华亭县学、上海县学、青浦县学、金山卫学五学同袍齐发讨伐檄，讨伐董其昌“藐视诸生，复无状于学校”，引起社会普遍共鸣。随后接连数日，各处飞章投揭，布满街衢，儿童妇女竞传“若要柴米强，先杀董其昌”的歌谣。半月后，五学生员鸣冤于府，次日引起百姓拥挤街道两旁，不下百万，骂声如沸。当日，聚集的群众拆毁董其昌家丁的房宅，晚上乘风势焚抢了董其昌的住宅，到后来事态不断扩大，民众普遍参与，连城外的白龙潭书园楼居也被焚烧抢掠。士子利用民众情绪对抗官方，有有利于地方发展的一面，也

4、有持吏长短，破坏地方管理秩序的方面，同时不排除某些“学蠹”利用舆论达到个人目的的情况。像哭庙案的所谓“幕后策划人”金圣叹，即是个并不关心时事，只是抓住机会炒作自己的人，经常发极端言论，以吸引世人注意，在当时是个很有争议性的人物，有人特别喜欢他，有人极其厌恶他。他并没有参与哭庙事件，只写了篇文章，以保持自己的名气。官府对这种清议的态度是可以想见的——巴不得除之而后快。但在明季，当局对此还是相当宽容。上述董其昌案最后一直震动中央，但处理结果，也不过是将参与焚抢的骚乱者加以处斩，几名生员遭到杖革而已，从中央到地方，都不太希望得罪士子，只求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士子的清议，成为

5、一种制约皇权的舆论势力，时人总结“吴下士子，好持公论，见官府有贪残不法者，即集众倡言，为孚号扬庭之举，上合亦往往采纳其言”。由明入清，当局态度为之一变，大大收紧了对言论的控制，规定“军民一切利病，不许生员上书陈言，如有一言建白，以违制论”，“生员不许纠党多人，立盟结社，把持官府，武断乡曲，所作文字不许妄行刊刻”……这次“哭庙案”，就成为新政实施后的首次大案。哭庙案被官方定性为一场意识形态斗争，他们认为这是清定鼎后江南士子不满其统治的表现。这一案一百多人被处死，凡是伐鼓聚众、撰写哭庙文、参与请愿示威活动的人员均遭到处斩，妻子家产籍没入官。仅仅写了篇哭庙文、甚至都没有到

6、过现场的金圣叹被当作此案的主犯，阴差阳错地当了“异议分子”。金圣叹被当作异议分子确实是冤死了，他不仅无异议，还对新朝颇心向往之。曾有人告诉他顺治看过他的书，评价他是“古文高手，莫以时文看他”，他听后当场泪下，向北叩首致敬，并写了一大堆肉麻到吐的诗。顺治死后，8岁的小皇帝康熙临朝登基，他又写了首《纪瑞诗》献媚，以期得到赏识，北上“进身”。他平时虽然表现得很狂傲率性，但他也很识时务，为好几个地方官写过颂扬之词。金圣叹何止不反体制，而且很盼望得到体制的宠幸呢。金的“被主犯”并非地方官无意中办的错案，而实在是金圣叹多年来总是危言耸听、哗众取宠，正统人士早就看他不爽，当他是个

7、“坏货”，此案中牵连出他，官府自然“意料之中”。离经叛道的金圣叹被杀，泥沙俱下的清议被禁，想必在那个时候是有不少人觉得大快人心的，至少对政务的执行、对一方秩序是有一定好处的，然而此案的影响却不止这一点。此案之后，士人反地方官的行为很难再有，士风“文藻盛而实行衰”，更重要的是，公共空间里对公共事务的讨论很难再实现。公共事务得不到公开讨论的后果，是私底下谣言更容易流行。因为无人启蒙，信息又缺乏公开，种种荒诞不经的说法都很容易被人信以为真。整个有清一代，邪教特别盛行，谣言引发的群体事件史无前例地多。乾隆三十三年，一种叫做“叫魂”的妖术恐惧席卷了大半个中国，从春天到秋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