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东东：汉语新诗的圣经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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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笔答鲍夏兰（Claudia Pozzana）、鲁索（Alessandro Rosso）（1992）·　　汉语新诗的诗经时代　　1、中国当代诗歌的独特性。　　自80年代初至今，诗歌在中国就像它也许应该是的那样，处在一个敏感而晦暗的位置。只有诗人才真正关心诗歌，他们中的一部份人满怀激情地自以为投入了一场运动，另一部份人则否认有一个所谓的运动，但却更加激情和严格地抒写着。批评家们围绕诗歌展开过一些争论，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其实不清楚诗歌为何物，争论很少及于诗歌本身。诗歌的读者已经稀有，原因不全在于那普遍的“冷感”，原因也在于，公开出售的读物上没多少值得一顾的诗。而警察对诗人的疑惧、暗察、追踪和骚扰

2、，则构成一种莫名其妙的景观。在诗歌内部，有过突然的激变，也有过缓慢的转移，但意义都不是革命性的。十多年的努力，事实上只是恢复。因为，的确，诗歌在中国被打断得太久了，被毁坏得太彻底了。但这种恢复肯定不是还诗歌以旧貌，新诗歌在恢复的努力中已经形成。　　在我看来，这种新诗歌尚不足以被称为“中国当代诗歌”，而只能名之为“汉语当代诗歌”。在语言历险的路上，当代中国诗人的精神背景几乎全都是西方的或古典中国的。如果非要把出现在这些诗人笔下的诗称为“中国当代诗歌”，那么或许可以说，中国当代诗歌的独特性正在于它对当代中国的忽略。　　这种忽略，却要比某几种方式的关切更真实和深刻地表明诗歌与当代中国精神贫血的关

3、系。　　诗人们更关心如何改进现代汉语，用一种崭新的、更具活力的诗歌语言去写作。“要一句新诗出现，还得依赖一种新的思想生成。”（威廉·卡洛斯·威廉姆斯）同样的，要一种新的语言拔节，就得汲取更伟大的养份。当代中国并未提供给诗人任何伟大的新思想和新精神，于是，诗人唯有以新鲜的眼光去注目被弃置和“砸烂”过的旧典籍，去拥抱因为开放才在视野中第一次涌现的“新”的西方。　　2、对中国传统的诗歌和思想的看法。　　中国古诗经历了一个完整的从生到死的过程，它也是一种诗歌语言和一种思想传统相互生死的过程。　　中国古诗是确立在《易经》、《老子》、《论语》、《庄子》和《孟子》等几种伟大典籍之上的。在这些典籍之先的诗

4、歌（其中的一部份留在孔子编选的《诗经》里面），反映出古代汉语不成熟时期的形态，但却为伟大思想的成形作了准备。伟大精神的诞生于这种粗砺的语言，而伟大精神又反过来哺育了这种语言。由于有这样几部典籍为基石和梁柱，古代汉语诗歌得以建树、壮大、高耸，终于出现了唐诗那样辉煌的奇观。一个生活在唐代的诗人有多么幸福！因为他的语言甚至比他的灵魂有更宽阔的飞翔之翼。　　比较一下同为伟大诗人的屈原和李白。诗歌在他们生命中的重量是差异悬殊的。对屈原来说，诗歌并不提高他一生的精神价值，舍弃诗歌，屈原高贵人格的灯盏仍不失其光芒；而对于李白，诗歌几乎是全部，如果没有他不朽的诗篇，则他或许将仅仅作为一个酒徒而留名身后。这

5、是因为他们各自生活在古汉语发展的不同时期。屈原使用的是一种尚未成熟的，需要以精神力量去提升的汉语；李白却有幸动用一种成熟的汉语，它蕴含着充沛的中国精神之氧气，它有力量令一个拥有它的人变得伟大。　　古代汉语、古典诗歌式微的真实原因，我想是作为其骨血的中国精神的衰亡。因此，我认为，当代中国一些诗人想要在一座废矿中挖出残余的金子来铸造新的语言，虽然未必不可能，但可能性却十分有限。罗伯特·布莱的一个说法曾深获我心，他对他的客人王佐良说：“叶芝之所以能写得那样好，正因为他处在英国诗传统的边缘，而不是它的中心。”我们的诗歌也只有处在古代诗歌和思想传统的边缘（同时也处在另一些传统，臂如说，西方传统的边缘

6、），才会有更充分的生机。　　另外，从中国传统诗歌和思想的关系，我也想到，汉语新诗眼下正处在一个相当于《诗经》的时代。汉语新诗或许要等到一部或几部属于它自己的典籍出现以后，才会真正确立和灿烂。　　3、对当代西方诗歌的看法。　　极端地说一句，“我从未读到过真正的当代西方诗歌”是否可以呢？因为我从未接触过原作，我是靠阅读已经被译成汉语的当代西方诗歌去理解那些诗人的。事实上，我把译诗视为汉语诗歌的一个重要方面，当我坐下来细读它们的时候，我不去兼顾其西方背景，而仅仅在汉语的层面上欣赏、领会、鉴别和挑剔这些诗人。这跟阅读当代中国诗人（其中许多人是我的朋友）的情形很不一样。在阅读后者的诗篇时，我总是过多

7、地看到了背景，它们通常跟当代西方诗人的背景是差不多的。　　这并不是说被译成汉语后当代西方诗歌跟眼下的汉语新诗就没有什么差别了，这只是想说明，眼下的汉语新诗到底在多大程度上来源于当代西方诗歌，确切地说，来源于汉译的当代西方诗歌。　　我是反对从汉语中划分出译语（所谓“欧化的汉语”）的。把汉语分成译语和非译语是可笑的。译语也就是汉语，不是某一部份汉语，而是全部汉语（或者说全部汉语也都可以是译语）。当代西方诗歌并没有提供我们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