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新农村建设的模式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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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我国新农村建设的模式选择一、中国农业的悲惨式增长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经济保持高速增长，农业GDP也保持了年均13.22%的增长速度，然而农民收入增长速度缓慢，年均增速只有7%，复合增长率仅为-2%。农村经济延续着“悲惨式增长(Bhagwati,1958)”，“农民贫穷、农村破败、农业低效”的局面仍未得到根本性扭转。农民收入增长缺乏稳定机制，严重依赖国家政策。如1978-1984年间，由于国家实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大幅度提高农副产品价格，农民收入大幅增长，最高增速达到了16%，随后由于政策缺乏可持续性，农民收入不断震荡。到1992年国家提高

2、粮食价格，实施粮食保护价，农民收入又开始稳步提升，最高攀升至9%。1996年以后由于没有新的政策出台，原有政策效率逐渐丧失，农民收入又步入下滑轨道，2000年降至最低点。2004年政府取消农业税、实现粮食直补以后，农民真正享受到政策的实惠，收入水平出现了较大幅度的提升，近几年增长速度接近10%。图1：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民收入增长曲线以2000年为分界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政策划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为以农促工的放松管制阶段，后一阶段为工业反哺农业的城乡统筹阶段。2000年以后国家政策的重心逐步从工业转移到农业，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逐步提上议事

3、日程。从2004年开始，中央连续7年出台了关于“三农”问题的“一号文件”。政策重心从关注农民增收到新农村建设，再到农村土地整理。2006年初提出的新农村建设在地方政府处处碰壁，为了提高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国土资源部于当年4月颁布“增减挂钩”政策，形成了新农村建设促农村土地转城镇建设用地的利益驱动，地方政府开始大规模撤村并镇。2009-2010年，中央连续两年稳定农村土地政策，宣告了第一轮新农村建设的失败。“十二五”时期，新农村建设将注重“农民自主、农地流转、农村自治”，寻求利益相关方的平衡点成为新农村建设的主流方向。图2:2004年以来中央一号

4、文件政策重心二、中国新农村建设的艰难探索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政策的指引下，各地掀起了新农村建设的高潮，政府、企业、社会力量等都在探索新农村建设的理想模式。我们对2006年以来新农村建设的实践进行了研究，选取了山东诸城、华润希望小镇等两个典型案例进行剖析。（一）过激的诸城1.诸城“撤村并镇”运动概况山东省诸城市作为“增减挂钩”的第一批试点，大刀阔斧的进行了“撤村并镇”，强势推动以消灭农村，消灭农民为取向的“新农村”运动。从2007年开始，诸城在全市开展农村社区化服务与建设，以两公里为服务半径，按照地域相邻、习俗相近的原则，规划建设一系列新型

5、农村社区。每个社区涵盖5个左右的村庄，并设有社区服务中心。诸城模式有如下两个特点：消灭农村。全市1249个行政村合并为208个万人社区，每个社区约1500户人；取消原有行政村农民集体组织，重新选举社区居民委员会。消灭农民。改变农民的居住环境和生活方式，农民以宅基地补偿金购买城市商品房，从而使农民从土地中解放出来；提高农民的社保水平，但与城镇居民仍有差距；公共服务均等化，把分散的农村居民集中到一个社区，集中供水、供电，提供医疗服务等。2.诸城模式的本质是农业支持工业的延续“诸城模式”从本质上讲仍然是农业支撑工业、农村支持城市发展的延续，从前是农

6、村向城市输送廉价农产品和廉价劳动力，在“诸城模式”下，农村又进一步向城市输送廉价建设用地。政府用对农民的社保和公共服务投入，廉价换取了农民的宅基地收益，而将宅基地补偿金让渡给“新农村”社区开发商。我们来看看20万补偿金的故事。为了吸引村民搬迁，诸城市出台了优惠政策：一次拆迁超过30亩，每户居民一亩宅基地补贴20万元。首先，政府以20万元的补偿金、社保投入和市民化的公共服务换取农民的宅基地和城镇建设用地指标；然后，农民用20万元的补偿金到开发商手中购买社区商品房，此外还要额外负担物业费、交通费等生活开支；最后，开发商拿农民的购房款到政府手里进行

7、土地招拍挂，缴纳相关税费，获得土地开发权。亦即这20万元的补偿金最后又回到了政府手里，相当于政府廉价获取了农村用地。图3：诸城模式的利益链条分析1.诸城模式付出了损害社会稳定与政府公信力的巨大代价从“诸城模式”看，农民获得了准市民待遇，但是仍然从事农业生产，经济身份没有发生变化；诸城市政府获得了大量的宅基地和城市建设用地指标，但付出了损害社会稳定与政府公信力的政治代价，是一条农村付出较大代价的城镇化道路。从社会净收益来看，政府获得8万亩城市建设用地指标，每年土地收入约为2-3亿元，农民获得了准市民的社会保障以及城市的生活环境，然而由此带来的社

8、会净损失却是巨大的，首先是乡村集体组织消亡，社会稳定度降低，政府公信力丧失；其次是农民丧失宅基地收益权，提高了生产、生活成本，收入仍未改变，降低了生活品质。图4：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