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西方哲学方法论之于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当代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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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方法论之于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当代意义论西方哲学方法论之于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当代意义当前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研究领域存在严重的认识误区，这集中表现在对西方哲学的各种方法论资源采取回避态度，没有在学科交叉、内在融合、科学实证与规范引导等方面有更深入的探讨与建构，同时也没有对西方哲学学术前沿问题从方法论层面进行更深入的开掘与梳理。[1]其实，任何一种方法论研究，若割裂了自己与其他方法的内在关联，不仅极易脱离时代所需，而且会陷入固步自封、僵化保守的尴尬境地。实际上，西方社会科学研究早已走出了固守单一方法论的绝对孤立的境地，并在共通融

3、合之中激发了对研究方式、具体方法的重新设计，认为只有海纳百川、相互借鉴，才能回到方法论研究自身、现实方法论上的理性自觉。[2]显而易见的是，西方哲学方法论与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既存在本质区别又存在文化间距和理解误认，而且不像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那样，无论外部实践抑或内部构建发生何种变化，其基本原则、根本立场、思想精髓始终保持学理一贯，而西方社会科学方法论上的更替极其频繁、错综复杂，且常常鱼龙混杂、泥沙俱下，这种时髦周期的短暂性和易变性内在映现了其方法论本质上的脆弱与危机。但是，这种本质差别并不意味着西方哲学方法论对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

4、论研究就无足轻重或者原本就相互抵触，更不意味着两种不同的哲学范式及其所蕴含的方法谋划严重限制了它们的深层通约与内在融通。同样显而易见的是，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深层结构中既固守一种社会实践本性，又固执于无产阶级文化品质的特殊申认，但是这同样并不意味着它对西方哲学方法论只能采取拒斥的态度，只可接受西方哲学方法论的浅表信念，一旦触及方法论深层，则极易采取逆向思维，伴随原有的方法论范式而顺向滑行。事实上，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研究所选择的方法论范式无论多么特殊，都不可能妨碍它与西方哲学方法论实现内在联手，它们在方法论上的通约与认同总是多于、高于世界观上

5、的有距离的肯认与接纳，在当代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研究中，的确需要找到与其他方法论足够多的共同点并实现内在契合与同向构建。正基于此，笔者不避愚拙，愿就当前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研究中应注意的一些理论问题，谈些浅见，以求教于学界同仁。　　一、正确看待西方哲学方法论研究的成就与局限　　以往，在方法论研究领域，我们曾经长期固守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研究的那种“一元独大”、唯我独尊的格局，认为马克思主义实践方法论之外不存在任何有价值的方法论，马克思主义科学实践观不仅在世界观上终结了一切旧的哲学形态，而且在方法论上取缔了一切非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谋略；马克思

6、主义实践方法论与其他方法论在实质上毫无相通之处，非但不能实现内在联手，犹如冰炭不能一炉，而且西方哲学方法论简直是一种“谬误的陈列馆”“通向诡辩的桥梁”“理性中最大的谬误”，未来社会科学方法论研究无论如何要拒斥西方哲学方法论对我们的无端干扰；西方哲学方法论早已日暮穷途，更遑论它能够喧宾夺主并独担重任了。改革开放之后，随着西方哲学及其方法论在思想界的大量引介，“中西马”在社会科学方法论上的比较研究日见增多，以至于非比较研究成为不可能的了。此时，学界对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与西方哲学方法论二者极端对立的结论，不仅不敢苟同而且多有诟病，甚至暗含着对马克思主义

7、社会科学方法论的某种隐性批评。　　朱荣英：论西方哲学方法论之于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当代意义　　首先让我们对西方哲学方法论发展情况作历史回顾。从古至今，西方哲学方法论设计不仅蔚为大观而且风格各异：一是从苏格拉底“认识你自己”“自知无知”的问答法，到柏拉图唯心主义“理念论”所说的“回忆法”，再到亚里士多德《工具论》“形而上学”所讲的“四因法”，古希腊哲学在研究人与自然关系的本体论上完成了方法论谋划的第一个小循环，奠定了西方哲学在方法论意义上的第一个文化轴心时期。二是从弗兰西斯·培根《新工具》“知识就是力量”旗帜下所开创的归纳法，到笛卡尔《方法

8、谈》在“我思故我在”的普遍怀疑中所主张的“理性主义方法”，再到贝克莱《人类知识原理》“存在就是被感知”的“经验主义方法”，西方近代哲学在认识论层面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