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中国美国史研究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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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走出中国美国史研究的困境——以中国的美国革命史叙述为例 盛嘉本文作者盛嘉，美国康奈尔大学博士，现任教于厦门大学历史系。原文载《史学月刊》2008年第2期，第18—23页。如需查阅或引用，请阅原文。感谢“兆亮”推荐此文。由于中国的美国史研究存在着一种厚今薄古的倾向，中国的美国革命史研究长期以来一直是中国美国史研究的薄弱环节。在中国，关于美国革命历史的研究文章数量十分有限，专著更是寥寥无几。即便是在这些有限的叙述中，还存在着不少令人遗憾的问题。这些问题到目前为止并没有得到学术上的反思和讨论，它们仍然在不同程度地制约着当下的中国美国史研究。本文试图以对这个领域中所存在的几个具体问题的观察

2、和思考，提出一点个人的看法，以期引起学界同人的讨论和批评。  一 突破简单狭窄的格局 在过去的一段时期，中国的美国革命史叙述一直被置于简单狭窄的格局中。美国革命仅仅被视为一场北美殖民地人民为摆脱英国殖民统治而进行的一场独立战争。用一场战争的格局去理解18世纪世界近代史上深刻改变北美人民命运并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的美国革命，这严重制约了中国学者以一种客观的态度去认识美国革命历史的复杂性、特殊性和完整性。18世纪的美国革命远远超出一场独立战争的范围，它不仅是一场政治革命，同时也是一场社会和思想文化革命。无论在原创性上，还是在它所取得的成就上，美国革命都是一场极为特殊的革命。这场革命在社会

3、、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各个层面都改变了原来的殖民地社会结构。在这个革命的过程中，不仅世界上最大规模的民主共和体制国家得以建成，而且使一个多元分散的，具有不同语言、不同文化和不同宗教的群体凝聚成一个民族，它对美国政治文化的形成以及美国文明的核心价值的形成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同后来发生的几场世界其他地区的革命相比，美国革命或许是最为成功的一次革命。 中国关于美国革命历史叙述的狭窄格局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对美国革命中的许多问题认识的简单化、公式化和教条化。例如，引起美国革命爆发的诸多复杂的社会、政治和思想意识等因素被抗税经济的一元因素所取代，多元复杂的社会阶层的不同利益冲突变成了二元对立的阶级

4、斗争，革命的领导阶层与被领导阶层的关系被颠倒，黑人的作用被不切实际地夸大，反抗债务的骚乱变成了推动宪政改革和社会进步的唯一重要的因素，等等。狭窄的格局还会系统地排斥一些在此格局中不能相容的问题，以至于美国革命中一些重要问题在中国的美国革命历史的叙述中消失或被有意识地拒绝。例如，美国革命与美国民族的认同问题，由宗教、文化、经济、社会状态所导致的地区差异问题，关于权利法案争论的实质问题，如何评价政治上的反对派—反联邦者们对美国革命的贡献问题，宗教与美国革命的关系问题，美国革命的思想文化背景问题，如何客观评价领导革命的社会精英问题，美国共和政体的特征问题，革命与美国两党制形成的关系问题，

5、等等。 中国的美国革命的历史叙述之所以局限于简单狭窄的格局，可以从几个方面分析其原因：政治文化的束缚、学术状态的困境和自身历史经验的局限。在政治文化上，在中国人的眼里，美国是一个在政治意识形态上与中国存在着巨大差异的敌对国家。对于这样一个国家的历史叙述不可避免地要受到意识形态和情感因素的影响。在中国的政治文化语汇中，“革命”（revolution）是一个正面、积极的词汇。用这样的词汇来描述一个在意识形态和政治上极端对立的国家的历史，在当时是一件困难的事情。中国当时的学术状况更是令人堪忧。由于政治对学术的干扰，中国的美国史研究几乎没有学术自由的空间。相反，它一直是为政治意识服务的工具

6、，根本称不上是严格意义上的历史研究。当时的中国美国史研究是一个重“权威”（authority）而轻“证据”（evidence）的时代。由于马克思和列宁关于美国革命的有限论述，大都没有超出一场独立战争的格局，所以中国学者关于美国革命的叙述自然不可能、也不能够超出这一格局。 此外，中国人本身的历史经验也是制约对美国革命理解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中国现代革命的历史无论在过程、内容和目标上都与美国革命大相径庭。根据政治历史学者汉娜·阿伦特对世界近代革命的两种分类，美国革命是一种以追求自由（freedom）为目标的革命，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是以解放（liberation）为目的革命，这

7、种革命以战争的胜利和取得政权为主要目标。这两种革命在形式上可能有某些类似之处，但在性质和结果上则差异甚大（HannahArendt,OnRevolution,NewYork:TheVikingPress,1965,pp.21-22）。一个民族要克服本身的历史经验去认识另一民族的革命并非一件易事，尤其是当一个民族处在思想意识的褊狭状态时就更为困难。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中国政治形势的变化、与外界的交流和了解的增加，有些中国的美国史学者已经开始逐渐意识到过去对美国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