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农民工婚恋观调查报告讲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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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新生代农民工婚恋观调查报告一、选题背景改革开放近三十年来，我国社会结构正处于急剧的转型转轨时期，城市化、工业化相伴而来的不仅仅是经济发展水平和生活水平的提高，更多的是体现在人们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的改变。同时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与社会结构的的转型，新生代农民工活跃在社会各个角落，这一群体对于社会发展的影响不容忽视。在创建和谐社会的大背景下，如何更好地去认识这一群体，了解这一群体的基本状况以及精神层面的内在心理，对于社会的稳定与发展都有着非常重要的价值。对此，我小组针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婚恋观展开了调查。概念界定新生代农民工：生于1980年以后、农村户籍

2、在城市中从事工作的人；婚恋观：包括恋爱观、择偶观、婚姻观与生育观。二、文献回顾建国初期传统婚恋观逐渐向自由婚恋观转变（1950年颁布了新婚姻法，确立男女在婚姻关系中的平等地位），六七十年代政治化婚恋观占据主导地位（阶级划分的影响，文革期间更为明显），改革开放以来人们的婚恋观不断向多元化方向发展（婚姻自主性加强，市场经济所具有的功利性和社会道德的多元化是主要原因）（陕劲松）近年来，婚恋观的新发展：婚前财产公证，离婚率上升，AA制家庭、周末家庭、丁克家庭、网恋婚姻、闪婚等新的婚姻形式，婚姻自由（第三者，二奶，婚外恋，同居等）（陕劲松）集中在农民工的

3、留城意愿和回流行动上，实证数据表明，农民工定居城市的发展取向总体不强烈（黄乾2008：21；吴兴陆，2005：5）月收入和就业状态具有显著影响，受教育程度、社会网络的影响不显著（黄乾2008：21；熊波、石人炳，2007：52；姚俊2009：96）诸多调查都发现四十岁左右的农民工具有很强的回流意愿，并且事实上成为回流农民工的主体（周大鸣、姬广绪2010：75；白南生、何宇鹏2002：67）对于农民工回流原因的分析，存在着多种分析模式：制度和环境背景下的理性选择是一种普遍的分析路径，其理论代表是回流的“推——拉”模型，实证数据表面除了农民工性别、

4、年龄、文化程度、家庭外出务工人数之外，对乡村的总体评价以及城市吸引力显著与回流成正负相关（罗静、李伯华2008：33）走向微观的实践分析是另一种路径，从农民工主位研究出发可以看到，“回流”是农民工依照自己的生存逻辑而进行的主体性选择，这种选择更符合农民工自身的需求（周大鸣、姬广绪2010：78）从生命历程理论中个体与社会的结合点来判断，“回流”只不过是农民工个体依循着年龄的层级不断对自己进行定位的结果，所不同的是由于历史事件在生命周期中发生的时间点相异，不同代际农民工在返乡历程中的调整速度表现出较大的差异，对于新生代农民工来说，他们返乡的过程需

5、要花去更长的时间（袁松等，2009：10-11）16城乡社会资源分配的不平等，影响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婚恋思想及行为。从布迪厄的场域理论的视角分析。（赵维伟《城乡流动背景下青年婚恋观困境及原因浅析》）三、研究假设我们对长江三角区的农民工婚恋观调查提出了如下假设：农民工的择偶观、恋爱观、婚姻观、生育观，并不能用一个统一的标准来概括，而是受月收入、就业状态、婚恋情况和家庭背景、社会文化因素的综合影响。新生代农民工文化程度较高，入城后受城市文化影响较深，正在逐渐摆脱着农村传统观念的束缚，依托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传统婚恋模式可能正在逐渐减弱，自由婚恋已成

6、为一种趋势，在城市中工作的男女青年交往范围的扩大和交往频率的增加，为他们自主婚恋选择提供了可能。另外日益发达的各种交通、通讯设施，也为他们的交往提供了便利。农民工受不同职业的影响，从思想观念、行为方式到心理心态都不同程度的改变。这种改变的方向同时也是迥然不同的，工作压力，收入情况，住房问题等也就成了我们的衡量标准。新生代农民工的择偶标准不仅仅只局限于对方是否踏实能干、恪守妇道、任劳任怨等，逐渐注重相貌、学历、家庭、性格、气质等因素，提高了对婚恋质量的要求。婚恋观在逐渐摆脱传统观念束缚的同时正在向开放化迈进，婚前性行为，未婚生子，婚前同居、同性恋

7、、性消费也逐渐被接受。新生代农民工的生育观也在摆脱生儿防老的传统观念，生育孩子的功利性减弱，自主性增强，更加追求孩子的培养，性别倾向逐渐消失。抚养和教育成本成为影响亲生育意愿的重要因素。是否返乡定居受户籍制度，经济条件的严重制约。处在"边缘地位"的新生代农民工，由于受自身城市农村双重身份的影响，在城市中的生活并不是那样的轻松和惬意，他们在恋爱婚姻方面也遇到了种种困境，未婚的青年农民工在选择对象方面存在着许多现实困难，隐藏着许多不稳定的因素，已婚的青年农民工在婚姻生活和孩子养育方面也面临着许多困惑和挑战。四、研究设计为了更加准确地了解在城乡进程加

8、快，经济迅速发展的社会背景中的长三角地区新生代农民工的婚恋观，华东政法大学社会发展学院在暑期社会实践中组织了我院学生40余名，在2011年暑假期间，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