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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8-0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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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新自由主义的代替方案 自由市场的鼓吹者常把这样的副歌唱了又唱:“不存在代替的方案”[1]。阿列克斯·卡利尼科斯认为,为了让我们的运动能够回应这一断言,有必要重申民主计划的有效性。 反新自由主义的大潮正继续高涨。在欧洲,最明显的是在法国。仅仅在一年之内,新自由主义教义遭到了两次令人震惊的挫败——在公民投票中否决了欧盟宪章,是左派的第一个胜仗,接着发生了抵制CPE法(首次工作合约法)的社会动乱,该法旨在限制年轻工人的权利。 但这些胜利更尖锐地提出了应以什么方案来取代新自由主义这个问题。那些反对“另一个全球化
2、运动”的陈腐乏味的嘲弄——说它只反对现状,并无自己的建设性计划——随着运动取得真实的胜利而受挫不小。 在运动内部也有一些应对这一挑战的努力,比如在法国公投之后,“另一种全球化”运动[thealtermondialistemovement(movementforanotherworld)]的积极分子们发起一项新的计划,起草“另一个欧洲原则的宪章”以代替新自由主义的宪法条约。去年11月佛罗伦萨的会议过后,在最近召开于雅典的欧洲社会论坛上,一个研讨会专门讨论了这个主题。 目前已完成的宪章草案没有受到什么争议。
3、他们致力于通过对一系列“公共社会权利”的精确定义来扩展现有的人权,例如,保护公共服务免受跨国公司的掠夺,这些跨国公司热衷于从全球所有政府事实上都在奉行的私有化政策中获利。 这一宪章牢牢隶属于二战后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形态领域。在一篇经典的论文中,社会学者托马斯·汉弗莱·马歇尔(T.H.Marshall)追溯了过去两百年里公民权这一概念不断扩大的轨迹——从公民权利(如个人自由,私有财产权)到政治权利(首先是普选权)再到社会权利(如就业,福利保障,教育)。新自由主义的“反改革“,本质上就是试图通过取消以战后福利
4、国家为代表的社会权利来倒转公民权不断扩大的进程。 就此而论,维护这些权利是必要的。但这样做是一回事,以为它们自身可以构成一种对新自由主义的代替方案则是另一回事。占统治地位的华盛顿共识代表着一种资本逻辑的纯粹版本,在这里一切都可以转化为商品。要抛弃它,就需要引入一种不同的社会逻辑。可是这一社会逻辑是什么,宪章却只字不提。挑战私有制 这里的一个关键问题就是财产权利。如果所有东西都可以当作商品,那么就必须保护个人和公司占有这些东西——包括如基因这种东西的抽象的所有权——以及排除他人使用的权利。新自由主义议程—
5、—像世界银行这样的国际金融机构以及世贸组织已在大力贯彻这个议程——的主要推动力之一,就是加强和扩展绝对的私有财产权。 那么“另一个全球化”运动对此又说了什么呢?它提出了什么样的财产概念,以取代正把世界瓜分成小块归富人和公司私人占有的新自由主义呢?2006年1月,新当选的玻利维亚总统埃沃·莫拉莱斯(EvoMorales)派出军队没收石油和天然气设施,以强制执行他的恢复国家控制烃工业的法令。2005年五、六月的人民起义迫使右翼总统卡洛斯·梅萨下台,他们的主要要求就是工业国有化。 事实上,很多反全球化人士对这种
6、要求颇感担忧。去年十月我置身于墨西哥城的一辆遇上交通堵塞的小巴上,乘客们——来自全球的知识分子和活动家——热烈争论着玻利维亚运动中提出国有化要求是否正确。同样地,宪章原则草案在财产权问题上闪烁其词: “这些公共服务职能和公共产品——土地、空气、水和能源——的使用需要由社会占有的工程项目来履行,我们要做的是创造一种新的社会化,它不是国家或政府的财产,允许公民及工人参与有关公共服务的组织、职能和设计的决策过程。” 这些扭曲的说法反映的不仅是英国人通常被“应征服役”于多语言运动中时努力和世界通话的方式。在对国
7、有化的疑虑背后,是对东方斯大林主义和西方社会民主主义带来的官僚国家所有制的记忆。但更直接的影响则是自主论的意识形态,这一意识形态可以用约翰·霍洛韦(JohnHolloway)那本有名著作的标题来概括:不必夺取政权而改变世界。换句话说,我们应当忘掉政府,设法局部地取代新自由主义。 霍洛韦的方法作为一种总体战略是毫无希望的,在应对即将到来的问题时,这种观点同样无望。玻利维亚人民想要扭转烃工业的私有化,这提出了一个问题:在像莱普索斯-YPE和巴西国家石油公司这样的国外的跨国公司被驱逐以后,烃工业将会怎样?这不可
8、避免地引起了所有制问题。在第一个例子中,除了国有化看来别无选择(如果有什么的话,莫拉莱斯可能会因没有在百分之百国有的基础上恢复国营而遭到非议)。 要贯彻像接管烃工业这样雄心勃勃的事情,政府就必需兼具强制力和政治合法性。并且这种合法性关键是有赖于政府能够表现出顺应民意的姿态。这使它有责任服从来自底层——像在玻利维亚这样的来自群众运动——的压力。作为社会主义运动的领袖,莫拉莱斯在没有当选总统前实际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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