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主义对国际关系研究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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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后现代主义对国际关系研究的启示　　后现代主义对国际关系研究的启示　　庄礼伟(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副教授)　　《世界经济与政治》2005年第7期　　【内容提要】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的关系是修补升级、同步制衡、彻底颠覆兼而有之。后现代主义对国际关系研究与实践的影响总体上是积极的。后现代主义以挑战者的姿态在国际关系研究领域中出现,不仅表明传统的国际关系理论与观念存在重大缺陷,也是现实世界后现代特征逐渐增强的趋势在学术研究中的投射。　　【关键词】后现代主义;后殖民论述;后现代国际关系言说;后现代可能性　　后现代主义作为20世纪后期的一个世界性文化思潮,深刻地影响了

2、人们对现代性的看法。各门社会科学乃至自然科学经历了这一思潮的洗礼,都增添了新的变革与发展的动力。尽管后现代主义在当今意识形态和文化观念中仍然处于边缘地位,但随着现代社会的向“以后”发展,后现代主义与时代发展趋势的种种暗合之处将会陆续鲜明地显露出来。就国际关系、世界政治而言,由于全球化所具有的高度时空压缩特征和强大的内在动力,我们不妨做一个“宏大叙事”式的预测:　　21世纪将会是国际关系、世界政治全面向“后现代”转向的世纪。　　一后结构—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的质疑　　探究后现代主义对国际关系研究的影响和启示,我们不妨从后现代主义之前的结构主义说起。在目前的

3、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结构主义的观点亦具有重要的地位。结构主义者把结构—语言概念运用于人文社会科学当中,把结构定义为一个共同体中的各个部分之间的相互关系,为后者的研究带来了稳固而有效的平台。[1]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的结构现实主义当然也是一个稳固而有效的分析框架。　　作为后现代主义源头的后结构主义却认为,结构主义在以下两个方面表现出科学上的狂妄自大:　　(1)试图为文化研究创建一个“科学的”基础;　　(2)追求本质、真理、客观性、确定性和系统性等标准的现代目标[2]这大概就是“道可道者非常道也”,言说无法呈现世界。看来后结构—后现代主义是一种“西方禅术”,而

4、非“精细科学”或“硬”科学。　　后结构主义(或解构主义)继承了尼采、海德格尔对现代性的批判精神,认为现代性的问题在于其压迫性的机械论权力,它将特殊及个别在某一“虚构的统一”点上“结合为整体”。[3]个体被构筑为一个整体并被赋予统一的认同和立场———这大概是当代世界公开的秘密。　　关于后现代主义最广为人知的简短描述,可能就是利奥塔的“对元叙事的不信任”。[4]后现代主义在后结构主义的基础上发展而来,通过零散化、平面化、无深度、非中心、非稳定、非体系化、以不确定代替元叙事等等论述,对现代性的批判更为激进和全面。后现代主义的使命,简言之,就是反对一切宏大叙事(

5、体系建构和普遍规律的寻求)　　,反对逻各斯中心主义,反对精致、巍峨的“柏拉图城堡”,一切都是过眼烟云,一切都将烟消云散。后现代的“后”,既是关于历史阶段的序列符号,也有“更加”的意思,是对现代性的升级版本———“后现代主义要否定的并不是现代主义的存在,而是它的霸权,不是它的优点,而是它的局限”;[5]同时也有“反”和“非”的意思———要彻底颠覆现代性。笔者认为后现代的“后”之于现代性的含义,修补升级、同步制衡、彻底颠覆兼而有之,视各种现代性论述的内涵及其与当代世界的关系而定,或修补,或制衡,或颠覆,总之不能一概而论。　　二　后殖民论述:后现代观念在世界事

6、务中的延伸　　在一次访谈中,尽管爱德华·W.　　萨义德说他是在写《东方学》之后才认识福柯,但他承认自己与福柯有相像之处,福柯的分析方法对他影响很大。萨义德还提到,语言学家乔姆斯基和福柯对知识都具有一种战略的、地理上的敏感,而葛兰西则是他们两位的引导者。萨义德还认为,德里达使我们走进文本,福柯则使我们走进后又能走出来。[6]通过萨义德的上述表白,我们对他的后殖民论述的师承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　　后殖民论述(Post2Colonial　　Discourse)是当今世界事务中弱势群体(如弱小国家、少数族群)的重要理论资源,是后结构—后现代主义在世界事务中的应用

7、。福柯关于话语无法传达本质、知识只是权力的工具的论述,构成了后殖民论述的意识形态根基。此外,后结构主义的双重阅读策略在萨义德、霍米·巴巴(HomiK.　　Bhabha)等人那里被运用到了极致,文本分析与学术史解构成为后殖民论述的一大特征。　　后殖民论述揭露了世界上的一个黑幕:任何知识都掺杂了主观成分并蕴含着霸权,而大批处于弱势、边缘的人只能任由强势者代替他们来表述其观念、建构其形象。事实上,主观建构在国际关系决策过程中(含政府与社会的互动)往往具有潜移默化的功能,更不用说故意歪曲、强词夺理、诱导和利用大众是国际关系理性基础上的一种“通用的智慧”。　　对他

8、者的建构和想像在当代世界事务中是权力的工具,也是权力本身。妮可·基德曼主演的电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