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捷耶夫与苏联文学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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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法捷耶夫与苏联文学的命运2012年06月1日来源：《经济观察报》作者：吴泽霖（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五十六年前的1956年5月13日，“苏联文学的大总管”法捷耶夫在地处莫斯科西南的别列捷尔基诺的别墅家中开枪自杀。这位在斯大林去世之后而失势的前作协总书记，被定为死于醉酒自杀。而他有一份恶毒的遗书则秘而不宣，直到1990年苏联解体前才露面。遗书中，这位与斯大林时代的文学共命运的文学总管控诉着自己的和苏联文学的命运：文学，这新秩序的最高产物，已经被玷污、戕害、扼杀……我被变成一匹拉车的马……我们被贬低到孩童地位，被

2、消灭，被意识形态恫吓，这一切被称之为“党性”。他用自己最后两部经典的创作——在他生命的最后十几年写的一成一败两部小说——作为该遗书的证词。第一部是小说《青年近卫军》，它属于斯大林时代不多的经典文学“珍品”。它的遭遇，对于思考苏联经典文学的创作动因、过程、功能和命运具有典型意义。首先，写作这部反映卫国战争中共青团地下斗争的小说，是接受苏联共青团中央的任务。法捷耶夫1943年8月开始创作，1944年底完成。小说出版后受到热烈欢迎，1946年获得斯大林奖金一等奖，接着被拍成电影。看来，似乎一切顺利。但事情突然发生逆转

3、：1947年秋天，斯大林看了电影，发现有“一系列不完善的地方”。于是，《真理报》登出题为《“青年近卫军”在小说里和舞台上》的文章，指出:“小说没有写出能说明共青团的生活、成长和工作的最主要的东西——这就是党和党组织的领导和教育的作用……在法捷耶夫的小说里没有布尔什维克的地下‘管理部门’，没有组织。”这真是严重的失误。幸亏法捷耶夫有机会悔悟：“在三个不眠之夜后，我决定像每个作家该做的那样去做——重写自己的书。”“一次不成，将写两次、三次。一定执行党的指示。”很多材料证明，法捷耶夫在三四年里是怎样惨淡经营、重煮这锅

4、“夹生饭”的。他感慨道：“你瞧，新增写了10章，如不这样做，我能写一部不比《毁灭》差的中篇小说。”《青年近卫军》的新版本加入了党组织地下活动的章节，突出了党的领导。虽然许多人评说“还是第一个版本好”，认为第二个版本在“把愿望当作现实”（西蒙诺夫）；认为这些“补充和牵强附会的修改，冲淡了小说的思想内涵和艺术感染力”（李英男）；甚至指责法捷耶夫“根据批评修改自己已经发表的小说，这证明他不是作家”，“是作家的怯懦，是不相信自己本身和不相信自己眼光的正确的表现”（沙拉莫夫）。但是小说毕竟符合了当时最根本的东西：这就是卫

5、国战争胜利的一般规律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原则。1951年12月，《青年近卫军》新版的发表成为一个文学工程：首先，《真理报》发表编辑部文章：“经过创造性的改写之后，好书变得更好了。这部作品，特别是对青年来说，加强了长篇小说应具有的教育意义。法捷耶夫虚心地接受了党的批评。党的批评的鼓舞力量帮助作家把他的优秀作品提到新的思想和艺术的高度。”随后，12月24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发布命令，授予法捷耶夫第二枚列宁勋章，以表彰他“在苏联文学艺术发展中所取得的卓越成就”。法捷耶夫后来这样说：“开始对于那种批评我非常生气，

6、非常！事实就是事实嘛！我是使用了文献资料的。就是没有共产党员直接参与青年近卫军的活动嘛！……可是，可以这么说……生活是这样一种东西，它总是在摧毁人的自负。批评是对的，文献找到了根据……”实际上，摧毁他的自负的未必是生活，而是斯大林的思想。他自杀前不久还把小说又读了一遍，觉得新的章节与以前的叙事有机地融为一体，甚至为过去小说里没有这些章节而感到奇怪！这时候的法捷耶夫是多么容易说服自己的创作灵感啊。这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珍品”到此本可盖棺论定，但是之后几十年间又此起彼伏地生出许多是是非非。1960年，当年担任过“

7、青年近卫军”第一任政委的特列季亚克维奇（不是小说中所说的奥列格·柯舍沃伊）得到平反，并授予勋章。接着就有文章跟进，宣称柯舍沃伊不是“青年近卫军”的政委；1991年11月，《自鸣钟报》刊登沃林娜的题为《柯舍沃伊的母亲哀悼的是谁？》的文章，文中甚至说柯舍沃伊是个爱出风头的冒名顶替者，一有危险就溜了，并没有被德国人杀害。另一篇题为《奥列格·柯舍沃伊是虚构人物》的文章说，“青年近卫军”根本没有政委，这是法捷耶夫捏造出来的，又说柯舍沃伊是乌克兰民族主义者联盟安插的人，而“青年近卫军”则是在顿巴斯地区乌克兰民族主义者地下组

8、织的一个分支。1999年《绝密报》第5期上刊登了舒尔的一篇题为《“青年近卫军”：真正的历史还是第20056号刑事案件》的文章，干脆认定，“青年近卫军”被虚构了两次：它先是当年克拉斯诺顿警察当局为了邀功请赏而虚构出来的，后来又被法捷耶夫虚构了一次，当年发生的事只不过是克拉斯诺顿的一个小小的刑事案件。从文学视角看，这些对“青年近卫军”史实上的探究，无论真伪是非，无一不是和法捷耶夫的小说紧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