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河流域族际交往与文化互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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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红河流域族际交往与文化互动研究—以土司制度为视角    曹贵雄    【摘要】元朝统治者以委任少数民族上层人物为基础，创立了管控民族地区的土司制度，土司制度开创了红河流域汉族与少数民族交往的历史先河，打破了“石头不能做枕头，汉人不能交朋友”的民族隔阂。红河流域实施土司制度的700余年间，有效改善了民族关系，增强了民族团结和边疆稳定；冲破了禁闭和禁锢，增强了开放意识；确保了自治权，提高了民族与国家双重认同。    【关键词】红河流域　土司制度　族际交往　文化互动     历史学家和文化人类学家认为，民族文化植根于丰富多彩的日常生活，是各民族生活场景的缩影，均有自

2、己文化的连续性和完整性，同时，不同民族不同地区文化存在差异，都在不断的互动和变迁中，当不同民族彼此接触时，自然会发生相互交流，相互融合的现象。红河流域同样如此，土司制度建立后，汉族开始迁徙到少数民族地区，族际交往加深，民族间文化的互动与融合越来越明显。纵观红河流域少数民族发展的历史，有诸多外部因素促进少数民族文化向前发展，其中最关键的一个因素就是汉人的到来。迁移到红河流域的汉族把中原地区先进的观念、思想、制度等软文化，以各种手段或方式，向周边少数民族地区辐射和传播。对于动态的族际交往和文化互动，我们无法判断当下汉族对少数民族产生的具体影响，就目前而言，我们只能

3、对已有的历史遗存—土司制度加以判断。本文通过回顾土司制度在红河流域的发展历程，探讨土司制度在族际交往与文化互动中的影响。    土司制度的缘起    土司制度是建立在奴隶制和领主制经济基础上的一种特殊政权形式。土司制度源于秦、汉、宋、隋、唐等推行的羁縻政策，《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载：“盖闻天子之于夷狄也，其义羁縻勿绝而已”。《汉宫仪》说：“羁，马络头也；縻，牛紖也”。    忽必烈建元后，中央政权得以重新确立，元王朝拥有一个疆域广阔，民族繁多的国家。元朝统治者为了维护少数民族地区的稳定，在总结唐、宋“羁縻政策”基础上，创立了“蒙夷参治”法。但是，地理位置、交通

4、、战乱等因素影响，西南地区各民族发展不均衡，所属的社会制度也不一样，白族、傣族、哈尼族、彝族等已进入封建社会，瑶族、苗族等处在奴隶社会，拉祜族、布朗族等还处于原始社会末期。当时生产力水平决定了这些众多民族不可能同时跨入封建社会，加之各民族生活习俗的差异，要构建一个比较稳定的西南民族地区，特需拉拢当地少数民族首领为其服务。    元朝统治者深谋远虑，为了巩固西南民族地区的统治地位，用“土官参政，土流共治”的土司制度讨好和管控少数民族首领，并把土司制度作为一项处理民族问题的政策公开颁布。在当时背景下，土司制度既考虑了各少数民族地区发展不均衡的情况，又可以起到流官和

5、土官互相牵制，消除或减少地方势力割据的可能。从根本上杜绝了再次出现大理、南诏、自杞等少数民族地方割据的局面。    红河流域的土司制度    红河流域是个广义的地理概念，包括红河干流及支流流经的广大地区。红河的支流主要有小河底河、李仙江、绿汁江、盘龙江、藤条江、南溪河、普梅河等。红河流域地区含盖大理、楚雄、玉溪、红河、思茅、文山等地州市。学者杨世华认为：“红河流域少数民族与内地关系的真正沟通以及中原文化传入红河流域并对其文化产生影响，应开始于元朝”。①公元1254 年，元始祖带领蒙古军进攻云南。1255年，蒙古军灭了大理国地方政权，设置了云南行省。忽必烈为了巩

6、固中央王朝的统治，在西南红河流域地区先后设置了大小不一的封建领主—土司制度，据史料记载，红河流域境内先后设置过彝族、哈尼族、傣族、壮族大小土司49户。这些土司，掌有生杀大权，是集政权、军权、财权于一身的最高长官。世世代代在其所辖区内代表中央王朝管理该地区的社会经济，境内的一切山水草木、田地、农民等归他们所有。    从元朝土司制度建立，明代土司制度的兴盛，清代土司制度开始逐渐衰落，民国土司制度残延，到新中国成立土司制度彻底终结700余年间，红河流域土司制度存亡形式多样，有一个大的土司分解成几个小的土司，三五个小的土司吞并成一个大的土司，有的昙花一现。据记载，红

7、河流域地区，元朝时共有哈尼族、彝族、傣族10余个土司，笔者收集了部分土司的资料，具体情况如下（见表1）：    表格1：元朝红河流域部分土司情况一览表    土司一旦受封，世守本土时代相传。其承袭法规定长子继承，无子也许弟袭。即父死子袭，先嫡后庶，嫡系无子，庶系继承，庶系无后，近支继承，嫡系年幼，由母亲或伯叔代办。土司的职能部门称为司署或土司衙门，最高长官称土司，集军、政、财于一身，统辖司署。红河流域的哈尼族、彝族、傣族、壮族等少数民族首领，若被中央王朝选中委任为“土司”，他们就会主动积极地学习和吸纳外来文化，打破“自给自足”、“老死不相往来”的封闭状态，将视

8、野投向当时最为先进的中原文化，以开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