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九品中正制度的门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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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曹魏时期，九品中正制在巩固和配合门阀统治方面发挥着怎样的作用，对此，史学界亦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意见认为，九品中正制一创立，就是为门阀统治服务的。如陈清泉、郑天禄在《略论九品中正制度的弊病及其影响》一文中指出“门阀士族的兴起产生了九品中正制，九品中正制度又巩固和发展了门阀制度”，即持这种观点。另一种意见认为，曹魏建立九品中正制，起初“盖以论人才优劣，非谓世族高卑”。魏末虽然有人出来反对九品中正制，但也只是反对中正与吏部分工不明，并没有指责专重家世之弊。一到西晋，人们议论便侧重于世族独占上品这一点上，九品中正制也是在这时不断

2、受到有识之士的抨击和反对。因而主张在曹魏时期，专重“家世之弊”至少还没有显著，西晋时随着门阀制度的确立，九品中正制才充当了门阀制度的工具。持此说者有唐长孺先生。关于九品中正制度的门阀化，我认为在曹魏之时注重门第弊病尚未显露。曹魏九品中正制的发展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从陈群创制到司马懿设立州中正，为九品中正制的初创阶段。这一阶段，由于门第不是定品的唯一标准，德才尚受到一定程度的重视，故中正选举比较注重考察乡论，此制在选贤任能方面确曾起到积极作用。第二，自司马懿设立州中正到西晋建立，是九品中正制的成熟阶段。这一阶段，随着以司马氏

3、为首的世家大族逐渐把持政柄，中正的威权日益加重，无论中正的选任，还是选举标准的确定，都已呈现出明显的门阀化倾向，进人西晋，九品中正制终于完成了向门阀化转变的历史过程，成为巩固门阀统治的政治支柱。我们知道，九品中正制创立的一个重要原因，即在于保持汉代以来乡举里选的旧传统。早在汉未建安年间，东曹椽何夔就曾上言曹操说“夔闻以贤制爵，则民慎德，以庸制禄，则民兴功。以为自今所用，必先核之乡闻，使长幼顺序，无相瑜越。显忠直之赏，明公实之报，则贤不肖之分，居然别矣”。曹操甚以为然。或以为何夔既云“自今所用，必先核之乡间”，唐长孺先生曾作过

4、这样的论述，他说“因那时的选举仍然按照汉代旧规，人物评价重在考察而非考试，理论上评价最合乎实际的必然是观察最全面的，那就是乡里”。不过，所谓乡里清议，一般都是咨询某些大族、名士对于当地人才的评论而已。由此可见，在汉末丧乱，人士流移，察举制度业已遭到严重破坏的历史条件下，曹操尽管在政治上推行唯才是举，排斥清议的选举政策，但具体到选举任官时，仍然要兼顾到考察乡论的旧传统。因此，用人核之乡间，也就成了曹操统治时期选官制度的一个重要特色。到陈群创立九品中正制，中正定品依然注重采择乡论。如《晋书·卫曦传》载或池述九品中正制初行时的情形

5、时说“魏氏承颠覆之运，起丧乱之后，人士流移，考详无地，故立九品之制，粗具一时选举之本耳。其始造也，乡邑清议不拘爵位，褒贬所加，足为劝励，犹有乡论余风”。可见此制颁行伊始，中正主要是根据乡里清议和宗族舆论，并非依据家世阀阅，来厘定品第的高低，并以此做为吏部选举的依据。到齐王芳正始初年，夏侯玄在论时事议中也曾指出“若令中正但考行伦辈，伦辈当行均，斯可官也。何者，夫孝行著于家门，岂不忠于在官乎仁恕称于九族，岂不达于为政乎义断于乡党，岂不堪于任事乎三者之类，取于中正虽不处其官名，斯任官可知也”。齐王芳即位以后，中正职权日益增大，已逐

6、渐干扰到朝廷用人之权，故夏侯玄强调应使台阁长官和州郡中正各司其责，不使权力逾越。“考其行迹，别其高下，审定辈类”，台省长官则据中正“能否之第，参以乡闻德行之次”，以公平地授官。由此可见，在曹芳正始年间，夏侯玄只反对中正与吏部分工不明确，中正侵夺了吏部锉选之权，但并未涉及到选举专重家世之弊。所以我们认为，在九品中正制初创阶段，选举标准尚未舍弃德才，专讲门第，因而“魏代专重家世之弊还没有显著”之说，若就此而言无疑是正确的。然而自齐王芳即位之后，九品中正制开始发生变化，并逐渐出现了门阀化的倾向。首先，正始初年，司马懿为满足世家大族

7、的要求设立了州中正。州中正的设立，是九品中正制转入成熟阶段的开端，同时也是世家大族谋求控制选举的重要标志。如上所述，九品中正制创立之初，郡中正的主要职责就是考察乡论，即以德才定品。而州都如《傅子》所说，则是总括一州清议，也是注重考察乡里舆论之意。对于出身中小地主阶层的士人来说，由于他们本无门第可资依凭，所以这些人大多注意修饰自己的操行，以便邀取乡党舆论的好评，做为进身之阶。故中正注意考查乡论，并以德才做为厘定品第的主要根据，对于他们自然是最理想的人仕途径。然而对于那些出身名门大族、世为冠冕的贵宵子弟来说，由于他们大多无才少德

8、，却有着优越的地位和显赫的家世，因此中正选举注重乡论，对这些自可依凭门第而步入仕途的世族子弟，无疑就成了一种障碍。正是由于选举注重乡评，而不注重家世，尤其是中正依德才定品一项更不免遗漏世族。所以，司马懿才以“案九品之状，诸中正未能料究人才”为理由，要求废除九品论人之制。司马懿在提议废九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