幻觉中的社会治理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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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社会学系03级哈光甜学号：00331009幻觉中的社会治理术——浅论布迪厄社会分层文化再生产理论的现代启示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曾深入分析了监狱中的种种治理方式与惩诫手段，无论是一种外在的强制性暴力改造，还是一种渗透性的心灵转化，这在一个特殊而具某种断裂性的社会场景中为我们展示出现代治理术的复杂转型与无形掌控。（福柯，2003[1957]）实际上，福柯的启示在《疯癫与文明》中得到了同样的更为深入的诠释，理性主义的权力延伸使其在秩序性的层面上以治理的名义将非理性的成分整合入规范化的谱系之中，因此，“愚人

2、船”与“疯人塔”便在“排斥”的意义上实现了“纳入”，（福柯，2003[1972]）而非理性的情感、心绪等要素却也在一种“不承认”的表象之下悄然成为现有理性秩序的分有者，即在隐含的意义上“承认”了理性本身的霸权地位。由此，“共谋”的关系构成现代社会霸权运作的现实基础，在这一意义上，抽象性的程序技术及与其相伴随的价值理性在这之中构成重要的动力机制与支持系统。吉登斯曾经归纳出现代社会的四个制度性维度，即资本主义（在竞争性劳动和产品市场情境下的资本积累）、工业主义（自然的改变：“人化环境”的发展）、军事力量（

3、在战争工业化情境下对暴力工具的控制）和监督（对信息和社会督导的控制）。参吉登斯（AnthonyGiddens）：《现代性的后果》，田禾　译，黄平　校，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pp.52四个维度相互联系，其中监督的发展对于民族国家的形成有为重要——这与技术的发展紧密相连，而这种监督合法性的取得其实意味着工业主义的胜利。工业主义带来了两种资源的重新分配，即“配置性资源”与“权威性资源”，前者主要体现为物质性资源，而后者则与权力紧密相连。参吉登斯：《民族国家与暴力》，胡宗泽、赵力涛译，三联书店1998年版工

4、业主义在社会中的胜利受到了“日益从政治生活中脱离出来的经济”参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田禾　译，黄平　校，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pp.53。之所以说工业主义受到资本主义的强烈支持，是因为“资本主义的出现，诚如马克思所言，先于工业主义的发展，而且的确为工业主义的产生提供了许多原动力。”pp.54的强烈支持，而民族国家对于工业主义——尤其是“权威性资源”——的垄断使其在与地方势力和传统社区的权力争夺中远远居于上风，由此监督的合法性来源得到了确证。并且现代民族国家通过种种大众传媒与学校教育力图将历史压缩

5、，服务于自身的国家构建，从而营造出一个“想象的共同体”参安德森（BenedictAnderson）：《想象的共同体》，吴叡人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年版。在这一意义上，多面的历史被剪裁成民族国家形成的单线历史，从而忽略了历史本身的“多种可能性”，将“复线历史”掩埋进演化的废墟中，余下单调的政治史与制度史成为为意识形态辩护的“学术”语言。参杜赞奇（PrasenjitDuara）：《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王宪明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为什么历史是反理论的？”，姚昱、马钊译，杨念群、罗琳

6、校，译文已经作者审校，载《中国研究的范式问题讨论》，黄宗智　主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而这种抽象社会的建构根本上也离不开现代社会本身由于技术和制度以及其他的结构性因素所造成的抽象化趋势——在很大程度上，现代社会本身就是一个抽象社会，并且这种抽象化也延伸到了价值理性的领域参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赵旭东、方文译，三联书店1998年版。其中“时空的抽离化机制”、“脱域”等概念对于我们理解现代社会的抽象性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另外，在《现代性的后果》中，吉登斯也曾阐述“信任”和“风险”的问题，

7、这与现代社会的抽象性之间也存在着十分紧密的联系；有关这一抽象性本身较为全面和深入的研究，参见李猛：“论抽象社会”，载《社会学研究》1999年第一期。这篇文章着重探讨现代社会程序技术与价值理性之间的关系，并通过树立社会理论史中的众多社会思想家与社会学家十分雄辩地阐述了现代社会的抽象化特征与社会理论所做出的相应回应，并且，其中所着重提出的治理术的问题以及国家的“理性化”过程都构成本文在这一部分所要讨论的核心问题。鲍曼的《立法者与阐释者》中也有出色的讨论——对于“园艺”（gardening）的思考和“启蒙”

8、与“教育”这两个概念的区分使得我们不得不去思考福柯（M.Foucault）意义上的“治理术”的问题。参鲍曼（ZygmuntBauman）：《立法者与阐释者》，洪涛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9社会学系03级哈光甜学号：00331009。因此，现实主义政治的国家规范性治理慢慢变成一种隐而不见的“身体治理术”，渗透入生活世界的每一个细微之处，正是在这一时刻，所谓“马基雅维里的革命”才真正完成。（李猛，1999）实际上，吉登斯在归纳出现代社会的制度性维度之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