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史诗”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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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的“诗史”传统字数：2624来源：读书    2012年9期  字体：大中小  打印当页正文　　中国是一个深具历史感的国度。以至于凡是在诗歌史上被称为“诗史”的作品几乎都被视为是伟大的，因为这些诗歌的内容指向了确凿可证的具体史事，因而其价值不证自明。而我们在阅读诗歌时，也早已习惯从诗歌中寻找各种历史信息，诸如作者的生平、家世、交游等，以为谈史的资助；而罔顾诗人殚精竭虑地在格律和形式之间铺排、展开其诗艺、美学、情感和思想。这种阅读倾向不仅在普通读者中常见，即使对于具有良好文史修养的专业批评家而言也是如此。但与普通读者喜欢在作品中搜索年、月、日、地理、人物等

2、直接的历史信息不同，目光如炬的批评家往往更喜欢从诗歌的比兴、美刺、讽喻等修辞中去窥测诗人的政治态度和立场，从而将多义的诗歌指向具体而又特定的历史语境。　　久而久之，我们已习惯在诗歌阅读中另辟通往历史的蹊径，并发展出一套行之有效的阅读方法——“诗史互证”——来配合这一阅读目的。清初以来，著名学者钱谦益、朱鹤龄、仇兆鳌、浦起龙等人注释杜诗，姚文燮、王琦等人注释李贺诗，朱鹤龄、姚培谦、冯浩、张尔田等人注释李商隐诗，都试图将孟子“知人论世”和“以意逆志”的理论与“诗史”理论结合起来，通过对诗中的比兴等修辞手法及典故、词义的训释来阅读诗人如何在诗中传达对重大现实事件的

3、看法，从而形成一套娴熟运用于诗歌阅读并服务于历史学的“诗史互证”的方法。这种研究方法经过近代著名学者刘师培、邓之诚、陈寅恪等人的发挥，至今仍广泛而又深刻地影响着学术界。　　需要追问的是，这种以诗为史的观念究竟是如何形成的呢？　　“诗史”一词从晚唐《本事诗》开始正式成为文学批评概念。《本事诗》里说：“杜逢禄山之难，流离陇蜀，毕陈于诗，推见至隐，殆无遗事，故当时号为‘诗史’。”可见在其语境中，所谓的“诗史”必须具备两个条件：首先是杜甫在安史之乱中流离陇蜀时所写的诗歌；其次，杜甫在写作这些诗歌时，记录了他流离陇蜀时的全部事情，连十分隐秘的事也不例外，甚至没有任何遗

4、漏。两者缺一不可，构成“诗史”的内涵。此后，“诗史”一词的内涵得到不断地增衍。如果加以简略概括，大致有十七种之多。其中较为重要的，比如《新唐书》里专门强调“善陈时事的律诗”，理学家邵雍则将之理解为一种“追求普遍性的诗学”，还有强调“知人论世”的，杜诗忠实记载客观事物如酒价、时间、地理、数字、人物等，杜诗的叙事功能，杜甫忠君爱国等等，不一而足。这些“诗史”的内涵，影响大多止于一时、一地甚或一人。综观历代的“诗史”说，其间贯彻着一个基本的核心精神，那就是强调诗歌对现实生活的记录和描写。　　从孟棨《本事诗》强调杜甫流离陇蜀时记载所见所闻的诗歌开始，“诗史”说就不断

5、强调诗歌对于外在现实世界的记录和描写。宋代的“诗史”说虽然繁杂，但无论是《新唐书》所说杜诗中“善陈时事的律诗”，还是其他的论述强调杜诗的实录、史笔、知人论世、叙事等，实际上都指向同一个基本的文学理念：诗歌的内容须记载、反映外在的现实世界。而明代复古诗论中的大量论争以及清代王夫之、钱谦益、施闰章、陈沆等人的论述，也都是在不违背此一理念的情况下展开的。可以说，强调诗歌记载现实生活的“诗史”说，起源于晚唐，到明代就基本稳定下来，成为中国传统诗学中一贯要求诗歌描写现实、反映现实、记载现实的一种具有代表性的理论诉求。　　之所以如此说，是因为诗歌须描写现实既是“诗史”说

6、中的一个基本内涵，也是历来中国诗歌理论中的一个常见论说。方孝岳曾在《中国文学批评》中提到《左传》赋予许多《诗经》中的诗歌以本事，即表明在中国早期的文学观念中诗歌是要以具体的现实生活为依据的（方孝岳：《中国文学批评》，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一九八六年版，17—19页）。到了汉代的《毛诗序》，更是清晰地表明诗歌要记载“一国之事”和“天下之事”，诗歌和现实之间由此产生了密切的关联。至唐代白居易在《新乐府序》中说：“其事核而实，使采之者传信也。”“核”即真实的意思（许慎如此解释“核”（）：“，实也。……遮其辞得实曰”，许慎撰、徐铉校定《说文解字》，中华书局一九六三

7、年版，158页）。白居易说诗歌背后的事“核而实”，即强调诗歌记录事件的真实性。在这种观念下，诗歌就要尽量做到对现实的忠实模仿。　　较之汉代《毛诗序》、中唐元白新乐府运动等理论，“诗史”说在对于诗歌如何记载现实生活的问题上无疑概括得更为简洁与凝练。“诗史”说不但继续强化了诗歌对现实模仿的创作倾向，而且它的众多内涵从各个方面、诸多层次给了这种创作倾向予具体而微的指导、说明。诗歌记载现实的观念和创作倾向，正是由于“诗史”说的推波助澜，自宋代以后才得以深入人心。　　从中国诗歌史的历程来看，自觉运用诗歌来记载重大历史事件的行为，无疑始于杜甫。宇文所安发现，当时除杜甫外

8、很少有其他诗人记载安禄山的叛乱（《盛唐诗》，生活·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