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礼坏乐崩” 与制度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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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论“礼坏乐崩”与制度变迁叶行昆关于中国古代社会的春秋、战国时期，即公元前770-221年，古人以“礼坏乐崩”、“封建废而郡县行”来描述此一时期，而今人则有以“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变”或“从地主领主制经济向地主封建制经济转变”来解说此一时期。本文无意就此等解释框架作出评价，而只是尝试以此一时期中国社会的制度结构(institutionalstructure)以及制度变迁(institutionalchange)作为一条考察历史的线索，从制度环境或框架(institutionalbackgroundorframew

2、ork)的观察角度，作些评述，希冀体现历史解释的丰富性与多样性。首先，我们要说明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古代社会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制度变迁或转型时期，所谓“制度转型期，是指一个社会从制度失衡到制度均衡的转变过程。“周代的典制在春秋时代已经礼崩乐坏，到战国时代则已几乎荡然无存”。“孟轲说：战国时代诸侯对周代遗制‘恶其害己也，而皆去其籍’《孟子·万章下》”。（赵靖主编：《中国经济思想通史》第一卷，P.109，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我们认为春秋、战国时期是一个属于“传统社会”的制度转型期，而非“现代社会”的制度转形期

3、。在所谓“传统社会”的制度转型期中，经济因素所起的作用就没有在“现代社会”中所起的作用那样大。经济因素只不过是当时社会的制度变迁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在古代中国“圣贤”们的脑海里，似乎不把人类追求的终极目标定位于经济发展或是物质财富的效用最大化，即不把财富的不断增长作为人们幸福的主要动机与必备条件。而文化因素在“传统社会”的制度转型期中的作用不容忽视；如“舍利取义”、“杀身以成仁”的理念在“传统社会”中依然左右着当时人们的意识形态。此一时期社会的变化状况，据现有史料来看，在政治、文化层面的展现似乎大大明显于经

4、济等其它层面。至少在后人眼中即是如此，如明末的顾亭林就是这般描述的：“如春秋时犹遵礼重信，而七国则绝不言礼与信矣；春秋时犹宗周王，而七国则绝不言王矣；春秋时犹严祭祀、重聘享，而七国则无其事矣；春秋时犹论宗姓氏族，而七国则无一言及之矣；春秋时犹宴会赋诗，而七国则不闻矣；春秋时犹有赴告策书，而七国则无有矣。邦无定交，士无定主，此皆变于一百三十三年之间，史之阙文，而后人可以意推者也，不待始皇之并天下，而文、武之道尽矣”。（顾亭林：“周末风俗”，见《日知录集释》卷十三，P.585，花山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一般说来，

5、将“封建”一词视为中国社会一个特定的历史阶段，又是一个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制度转型期的代名词，大概不会有太多的歧义。然而，对于“封建”一词的内涵或概念的理解，古人与今人显然有“文字障”；彼此涵义迥然有别，不可相提并论。因此，有人指出：“在中国，‘封建’的概念可以意指三个不同的对象：第一是指中国古代的封建，如西周的‘封建亲戚，以蕃屏周’；第二是指中国从古代社会延续到近代的‘封建社会’，久讼不已的中国何时进入封建社会与中国封建社会为何长期延续等问题即由此而来；第三是指欧洲中世纪的一种社会制度，它常被看作是各种封建社会

6、的参照原型”。（何怀宏：《世袭社会及其解体—中国历史上的春秋时代》，P.29，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年版）据王国维、顾颉刚二位前辈的考证，“封建”一词的首次使用是在《诗经·商颂》的“殷武”篇中，其意当指周初的“分封建国”，目的在于“以蕃屏周”，“为周室辅”，被分封者主要是周室姬姓及其亲戚，另有功臣、故旧、先圣之后等。“史载周族灭商后，共灭国99，服国652。周族统治者在其统治势力所及的范围内，通过分封同姓和异姓亲属为诸侯，共建立起71国”。（巫宝三主编：《先秦经济思想史》，P.30，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

7、996年版）“建”乃由“封”而来，“建”字虽亦早见于金文，如“获建鼎”，但其本义与今义差异不大，即指“建国立法”；而“封”一词却有其特定涵义。“封”之本义起始于“丰”字，在甲骨文与金文中，其字形状如“植树于土堆”，而植树在此是为了划界，“封”即表示“起土界”、“疆界”或者说“田界”之意。（参见徐中舒主编：《汉语大字典》，四川辞书出版社、湖北辞书出版社，1986年版）在此，“封”字似乎已有了“界定产权”的朦胧之意；不尽如此，“制度”之意亦由此而来，“制度”几乎成了“封”字的引伸义。依许慎《说文解字·土部》所训：“封

8、，从之，从土，从寸，守其制度也。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汉]许慎撰：《说文解字》，P.287，中华书局影印，1963年版）顾颉刚先生认为，在商的后期，封建制度已很完备。（顾颉刚：《顾颉刚古史论文集》第二册，P.329-330，中华书局，1988年版）对此，史学界颇有争议，如许倬云、董书业等均以为，“封建”一事乃周初建国之事，并非后世仍继续推广进行之常制。（参